论文导读:：而科学、有效、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体制是维持这种动力的保证。而是要具有一个内在的、持续的发展动力。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由来已久。
论文关键词：体制，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仅是单一的一个转变结果，而是要具有一个内在的、持续的发展动力，而科学、有效、持续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体制是维持这种动力的保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持续、有时会有反复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论是最初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后来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任何转变都要从全局的、长久的、科学的、和谐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经济全面发展要有指导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之所以有以上结论，是由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方利益主体价值取向决定的，如各级政府、企业集团等都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价值判断，因而会有不同的发展策略和思路，因此，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由来已久，但实践中国在认识上还有许多误区，而由此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体制往往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转变。
一、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
自我国最初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经济论文，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中国现在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中国现在经济增长成本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①]，转变进度一直不快，转变过程难以持续。截至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只有14.38%，距离“十一五”国家20%的节能目标差距尚大，同时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仅仅下降2.2%，不仅低于预期4.4%的年均下降目标，也低于去年上半年下降3.35%的成绩[②]。究其原因既有经济发展的惯性和政府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等多方面因素，更有体制性的原因。
(一) 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关系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在经济主体内部各构成要素间形成了一定的相互关系，在早期经济起步阶段发挥了主要的资本积累功能。而经济发展方式与体制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路径依赖”性质上即，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③]。长期沿袭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会提供强化对现存的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的刺激和惯性，使得地方政府、企业集团沿着原有的路径向既定的经济目标靠拢。[2]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困难在于我国长期沿用的体制机制性根源。面对长期存在的具有强力惯性的体制机制只有施加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才能转变持续快速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更有效的经济发展路径。
(二) 体制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表面形式：地方利益与集团利益之争
面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推动者。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改革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弱化自己的资源配置权以及放弃部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的时，地方政府内部以有形或者无形阻力阻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只有对体制进行改革，否则单纯的表面工作只会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原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仍将缓慢前行，不可持续。
(三) 政府官员任期阶段性与责任有限性也是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因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政府官员任期阶段性与责任有限性：目前以经济增长速度、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指标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标准， GDP在我国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中仍然占有重大的比重，导致了政府角色的错位免费论文网。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政绩观等的驱动下，铺摊子、上项目、粗放式扩张成为最佳的途径选择，通过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大量的物资资料投入投资创造GDP政绩成效。而地方政府在任内通过各种形式的大规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形成了与生产成本不匹配的产出水平。由于官员任期制度缺少政府官员对经济发展与社会效益的负责机制，缺失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机制，各任期官员只管以大量的人力无力资本的投入，对于前任留下的环境污染、高能消耗等问题不重视，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缺乏有效的机制，经济单一增长背后积累的大量问题将成为牵绊以后历届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负。
因此经济论文，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断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体制，要克服那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制度体系，归根到底它的症结，它的关键在于改革。”[④]虽然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途径上已达成观念转变、技术进步、深化改革的共识，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集中在体制上。[1]
二、持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须构建和完善的七大体制
经济体制是持续有效的支持持续转型升级的主要保证，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轨道直接决定着转变的方向可控性，成效的可预见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构建和完善体制上下功夫。
(一)目标引导体制
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中，关键是要“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⑤]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设定一个明确可行的目标，并配置一套完善的目标引导机制。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新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相比较，早期的工业化道路多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为代价，走线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道路，而当前最主要的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发展目标”[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引导要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坚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的基本国策，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向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引导。
因此，构建目标引导体制：一方面，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的动态性。在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以及世界其他发展进程经验和教训之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对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以及我国现有的科技水平在不断调整的动态中逐步落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另一方面，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目标设定的全面性。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的科技信息化浪潮，人力生产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也从根本上开始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是适时而动关系到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但目标的制定一定是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的各个方面，在我国现有的现代化程度、综合实力、国际竞争优势、经济增长能力的现实条件后辅之以有效的措施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行政力量推动体制
当前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政策支持上没有形成适当的力度且没有持续性；已经出台的各种规定没有约束力的条款，多数是无法律强制性与权威性的规章条款，仅仅依靠指导性的意见、规范性的通知达不到市场应有的效率。所以国家鼓励个人、部门、企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采取一定的行政甚至法律措施，对具体明确法律强制的责任，要完善明确实施效果界定标准的奖惩措施，对不转变方式的要有严格的惩治手段，对禁止性行为要进行行政手段控制经济论文，以协调保证各方主体步伐一致。
(三)利益调节体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是由高能耗、重污染的生产向低耗能、轻污染的生产方式转变，而这一过程必将影响多方利益，作为利益调节主体的政府要构建税收、财政、信贷杠杆等利益调节体制。首先，税收调节。早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所提出的庇古税就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或经济活动的危害来确定纳税义务。“庇古税”方案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⑦]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税收仍然是调节利益的重要机制，强制性建立强有力的税收导向机制，节约能源的使用，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高能耗产品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资源的浪费和过渡消耗。其次，财政调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企业主体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制度进行调节。财政补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在我国财政政策中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要意图的财政补贴激励作用更明显。对率先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企业，政府挤出部分财政资金调节市场经营的粗放方式的企业主体；对经济发展潜力大，采用先进市场经营管理方式的企业给予重点扶植，为我国社会福利逐年递增式的发展奠定基础。对那些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因环境治理不到位生态遭到破坏直接受损的公众。要注意补贴的目标明确和具体化，补贴的数额应控制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在避免扭曲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定时的进行评估和做出调整。而对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的补贴要做出明确的细化与评估，而对那些可预期的对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补贴取消减少。第三，信贷调节免费论文网。国家信贷指导部门应联合金融部门，严格进行信贷审核把关，不断更新金融服务项目，根据企业发展方式以及区域差异性、产业差异性进行融资产品创新。对于欲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已经进入转变轨道的企业，通过整合、包装、开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企业系列产品，逐步形成“全方位，全行业，全流程”系统的金融产品。对先进企业进行授信业务优化，通过标准化、流程化、工具化、柜面化提高新型企业的信贷服务效率。对于那些生产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低、生产效率差、盲目发展、规划不善的企业应谨慎发放贷款，即便发放也要配合相关部门，在信贷政策统一的指导下进行集中处理，鼓励此类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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