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_毛泽东-论文网

对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陈云指出，“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将来建设起来的工业体系，水平不同而且各有特点的，而现代工业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协作经济，因此，在各个地区之间、各个部门之间、各个企业之间、以至一个企业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都不能没有分工和协作。”这一论断的提出主要基于“大跃进”期间国家在地方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所产生的弊端。195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受反右斗争中滋长起来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各协作区或有条件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要形成各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引发了一场“大办工业、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时期，中央将全国划分为七大协作区，要求各个经济区域按照全国统一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这使中共八大设定的“二五”时期生产力布局的方针和部署发生变化，同时还带来了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生产布局呈现“星罗棋布、遍地开花”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基于此，陈云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首先应当从全国范围开始，还是从协作区或者省、自治区范围开始？对于该问题，陈云的回答是，“建立工业体系只能首先从全国范围开始，然后才是各个协作区，再后才是许多省、自治区”。理由是：“全国的工业体系就是由建设在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的工业组成的。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业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在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先后建设不同数量的新的骨干企业，这些骨干企业，是全国工业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建立工业体系的重要起点。从全国范围内开始建立工业体系，同各协作区和各省、自治区建立工业体系的需要，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他还指出，“在一个省、自治区以内，企图建立完整无缺、样样都有、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加强各地区之间、各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协作，是保证共同发展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陈云的论断是正确的。“大跃进”期间，由于忽视了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作，致使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严重，丧失了区域分工效益，地区之间也无法实现优势互补，最终导致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更加不合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关于地方优势和积极性的发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要认真了解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社会劳动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从而促进各地区经济得到合理利用，优化全国和各地区产业结构。斯大林也曾针对苏联的情况指出，“我们决不能只集中力量发展全国性的工业，因为全国性的工业，……不可能满足一亿四千万人民各种不同的口味和需求。为了能够满足这些需求，必须使每个区、每个专区、每个省、每个民族共和国的生活，即工业生活沸腾起来。”斯大林认为，如果不发挥各个地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潜力，就不能发挥地方建设的主动性，不能把中央的利益和各个地方的利益结合起来，不能解决尽快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经济文化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地方积极性能否得到充分发挥，直接影响到各地区经济的发展，并最终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于如何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国以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建国初期，陈云即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关于发挥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问题，1951年4月6日，陈云在政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讲话中指出，“许多企业应归地方管，这样分开管理是有利无弊的。其利有三：一是积累资金，二是培养干部，三是集中领导注意力。”“许多工业企业由地方管是有好处的。现在一些由中央管的企业，也要考虑移交出去。这样会合理一些、好一些。”“中央只在其生产数字、生产计划和技术上予以指导和帮助，其他由地方去发挥积极性。”关于财经工作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陈云在1951年5月4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中央与地方在财政经济工作上管理职权划分的决定》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地广人众、交通尚不很发达的国家，而且目前仍处在人民革命大变革的时期，“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各部门，必须集中力量于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计划的掌握和主要工作的领导。因此，现在完全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在继续保证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统一领导、计划和管理的原则下，把财政经济工作中一部分适宜于由地方政府管理的职权交给地方政府，这是既利于地方政府的因地制宜，又利于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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