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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云论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问题作了更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框得太死。”中共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建议指出，“应该正确地调整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都应该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根据国家计划，充分地发挥各地方、各业务部门和各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广泛地动员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尽可能快一些的发展。”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强调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从以部门“条条”为主的计划体制改变到以地区为主的“条块”结合的体制。这三个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思想，是对中国区域经济体制的一次有益探索。
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强调地方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导致地方权力下放得过快，而地方政府又不承担国家综合平衡的责任，为了追求本地经济扩张，盲目建厂，重复建设，致使全国工业建设投资处于严重失控状态。据不完全统计，“二五”时期全国开工的大中小型项目达21.6万之多，新建的工业点数以万计，各地区及全国经济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针对这一问题，1959年3月，陈云《在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中指出，地方工业建设应以各地的资源和有关技术经济条件为依据，着眼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反对各协作区或各省市不顾条件、不顾效益、竞相建立各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陈云特别强调，“如果不考虑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特点，勉强去办那些难以办到的事情，而不积极去办那些可以办到的和在全国范围内迫切需要的事情，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对于如何对中央经济权力下放后容易导致的经济失衡问题进行防范，1957年9月24日，陈云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发言，他指出，“中央某些职权下放以后，必须加强对各个地方的平衡工作。”“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来说，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体制改变以后，更可以因地制宜地办事。但是，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因为经济单位是分散的，没有全局、整体的平衡，就不是有计划的经济。过去中央各部可能忽视地方，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1958年4月11日，在国务院第七十五次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时，陈云也提出，“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给了下面这么多权利，是不是会乱，需要给大家讲清楚。”
四、陈云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
当前，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各地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我国区域发展实践中，依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分工与协作弱化等诸多问题。如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乃至今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项艰巨任务。陈云对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诸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指导了当时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而且有助于我们认真思考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并制定应对措施。
第一，区域经济发展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陈云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精髓在于“统筹兼顾、全面协调”，这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互统一的。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自身优势，统筹规划，重点突破，促进各地区之间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协调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能有效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好地推动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
第二，区域经济发展要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改革开放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宏观经济的最优化，但也使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日益明显，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依然需要运用计划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这充分说明陈云提出的“按统一计划安排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当前，政府要发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要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打破东、中、西部和东北的界限，统筹安排和部署全国的经济布局。另一方面，要制定科学的宏观区域政策，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等因素，明确各区域的战略布局、功能定位等，确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的基本导向。 5/6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