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再平衡四张资产负债表是美国中长期政策“转向”的着力点
针对目前环境，美国经济政策面临选择可以通过观察两种比较纯粹或极端类型及一种折衷路线加以分析解读。一种是中短期艰苦长期获益的结构调整战略选择，也是应对目前慢性癌症必要的化疗过程。另一种是追求短期解决问题回避长期深层调整必要性的功利主义战略，或者是回避真实调整的止痛片或虚幻疗法。第三种是短期刺激与长期调整的某种政策组合经济学论文，这是上述两种方式的折衷路径，它既着眼于未来经济稳步增长，也服务于现阶段经济复苏回升。美国当前背景下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属于短期政策选择，同时辅助于金融监管、医疗改革等长期性政策调整，尽管目前短期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与超宽松货币对遏制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具有恰当涵义，但这种短期政策必将加剧财政负担、增加通货膨胀压力等问题，与长期经济稳步增长存在不可两全的内在冲突，超常规宏观政策如何退出必然是当下美国最迫切考虑的问题，同时，未来政策选择关系美国能否保持与潜在总供给相适应的总需求及如何促使经济向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收敛的问题，长期政策大调整必然触及新世纪以来依赖内外失衡实现美国经济增长的路径调整。
金融监管缺位被认为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启动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援助计划（TARP），为岌岌可危的金融系统及时注入强心剂，金融系统短期困难得以缓解。但长期来看，金融系统风险规避属于公共产品范畴，需要由政府持续完善监管制度，降低金融系统杠杆效应和金融过度创新。奥巴马政府也誓言要推动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彻底、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以防止金融危机重演。美国国会众议院2009年12月11日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涉及金融机构“大得不能倒”问题、消费者保护、银行监管、金融衍生品监管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角色等方面，这意味着着眼于修复美国金融系统问题的改革拉开序幕。然而，金融业作为美国重要的行业，对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同时，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重新分配，美国政府与华尔街历来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经济学论文，美国政府“被华尔街绑架”的戏言也事出有因，因此，金融监管改革既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又要兼顾美国政府、立法者及监管机构等各方利益的矛盾，注定了这项改革具有复杂性、长期性与艰巨性，美国政府摈弃“私心杂念”是该项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论文发表。
促进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政策重点是如何平衡美国资产负债表，即财政、企业、居民、国际收支等四张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受益于金融救助政策，美国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逐步企稳，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局面得到遏制，金融机构状况持续改善将反过来推动其他企业资金面不断向好，企业资产负债表平衡问题将得到显著缓解。相比之下，财政、居民与国际收支失衡却不容乐观。尽管近期居民储蓄率止跌回升态势得以保持，但美国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拉动的格局没有改变，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伴随着储蓄增长乏力，居民储蓄能否持续上升直到实现平衡居民资产负债表目标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为此，美国政府促进居民储蓄的政策导向实际上就是改变美国过度消费的经济结构，在尚未寻求投资或者出口增长的背景下，盲目抑制消费可能引起美国经济再次回落，因而，平衡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必然伴随着由国际收支逆差转向国际收支平衡的诉求。
另一方面，平衡国际收支也并非美国短期政策所能解决。在开放宏观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过程中具有劳动力、土地等比较优势，制造业等可贸易品生产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则转向服务业等不可贸易品及产业链高端技术研发，在外部失衡重新恢复和趋于严重不能像克鲁格曼教授倡导的那样经济学论文，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政策摆脱困境，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跑者需要不断拓展前沿技术才能增加对外国的出口，奥巴马政府着眼于全球气候变化，倡导低碳经济，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政策依据也在于此。然而，反观奥巴马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经济计划，发展新能源的投入远远低于外界的预期，仅仅为几百亿美元，这或许表明美国政府对新能源的信心也并不坚定，也可能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大量救助对新技术的研发造成了挤出。从长期来看，短期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为美国政府新技术革命创造了空间，未来美国政府需要加大力度对新兴产业的支持，虽然技术创新充满风险，但美国政府背水一战或许还有出现成功的可能，否则将丧失调整的最佳时机。
美国政府各项政策调整都指向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那就是美国必须“不差钱”。但现实状况下美国财政窟窿越闹越大，财政赤字、债务水平屡创新新高，国债绝对水平位居世界第一，这与超级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财政失衡注定是美国无法回避的长期问题，自由放任的财经纪律不仅危及美国长期稳定，而且将制约其他政策工具的有效发挥。奥巴马政府及美国学界对财政问题的担忧也尤为突出，近期推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成为解决长期财政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医疗改革将促使2010-2019年之间预算赤字下降1320亿美元，这与目前12万亿国债及未来几年每年几千亿赤字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经济学论文，医疗改革确实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由此恰恰反映出美国财政赤字缩减空间十分有限，未来“银发海啸”造成美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矛盾，财政平衡将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严峻的问题，财政失衡将恶化政府收支，最终出现债务货币化局面，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将受到长期财政问题的“绑架”论文发表。
长期来看，美国四张资产负债表的再平衡最终集中表现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但美国财政支出刚性难调决定了美国释放制约未来经济增长问题的政策空间的有限性，保证未来美国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最优化方程没有显示解，美国只能着眼于次优政策方案，在一段时期可能需要接受比简单计算潜在供给增长率或者此前历史时期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以经济的适度紧缩来逐步换取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这种挑战在于，可能需要接受名义工资比较灵活调整或者接受较高失业率，需要接受温和通货紧缩压力。然而，在代议制政治结构下，因为要逃避低增长、高失业、负通胀等结构调整带来阵痛，因而更可能采取通过短期刺激总需求人为保持增长，这种短视行为将导致美国经济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五、中国中长期政策由总量增长转向内外平衡
在当前开放宏观背景下，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经济放缓风险，持续多年的强劲外部需求或许难以持续危机前的水平，正处于快速经济追赶阶段的中国经济多年来形成的出口依赖值得重新反思，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扩大内需将是我国当下重要课题。在本轮危机重创我国外部经济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短期内超常规刺激经济政策实现了总需求的V型回升经济学论文，经济达到8.7%的高增长，表明外需并非我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卢锋，2009），同时也表明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未来工业化、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仍将继续拓展内需空间，中国政府有望通过政策调整进一步释放国内需求，同时抓住时机辅以汇率制度市场化改革，避免由于内需外需双双增长情况下总需求过热的风险。总体来说，中国中长期政策必须由促进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结构平衡。
首先，逐步消除储蓄率过高的现象，促使国内消费、储蓄趋于均衡。近年来我国储蓄一直处于高位，投资持续高速增长，产能过剩风险加剧，在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根据经济学理论，高储蓄是诱发高投资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高储蓄问题，由于我国家庭储蓄率与GDP之比相对稳定，基本家庭储蓄占GDP比重保持在20%上下，因而这不是近年来我国储蓄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究其根源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快速上升所致，企业储蓄占比由1992年的11.3%上升到2007年的22.9%，同期政府储蓄占GDP比重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因而储蓄率的降低必须诉诸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机制，增加居民对企业利润分享，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经济学论文，同时，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降低居民预期，切实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促进消费、储蓄相对平衡。
其次，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转向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我国经济在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后持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出口大幅提升，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但大国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并非市场选择的合意经济模式，而是在我国转轨过程中的消费、储蓄失衡，即储蓄率居高不下的环境下出现的结果；同时，我国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给企业、政府部门的增量高于居民收入增幅，显示劳动力工资扭曲及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不合理性，这些很大程度决定了消费增长的乏力，企业、政府对经济收入的大量占有内生形成大量的储蓄。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必然触发这些深层次因素，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要求市场机制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而，我国长时间经济增长出口依赖的局面将随着市场深化而逐步调整，高储蓄引发的高出口的局面也将逐步向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转变。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卢锋，中美经济外部不平衡的“镜像关系”——理解中国近年经济增长特点与目前的调整，国际经济评论，2008,pp .19—27。
卢锋，总需求V 型回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9。
Feldstein，Inflationis looming on America’s horizon，The Financial Times，April 19,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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