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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尔生的教育思想及对我国大学若干启示_学生学习

时间:2012-04-20  作者:张甲子

论文导读::作为教育学家的鲍尔生要比作为哲学家的他更富盛名。世纪的德国大学。大学教师与学生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学生学习——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终身获益。
论文关键词:鲍尔生,大学,大学教师,学生学习
 

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藉借启蒙主义及自由思想引领下,逐渐挣脱中世纪大学僵化保守之沉闷气焰,迈启现代大学发展新步伐。又有世纪之初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实干家与理论家对柏林大学的成功创建与精神缔造,柏林大学成为高等教育史上一万众敬仰的时代奇葩。至19、20世纪之交,德国大学步入黄金时期,在这一导师辈出,名家群起时代,柏林大学更是成为知名学者齐聚一堂之地,哲学家、教育学家费里德里希·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1846—1908)便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作为哲学家,鲍尔生不如康德、黑格尔以及与他几乎同时代的叔本华、尼采等人著名;作为教育家,他的影响又难以与赫尔巴特、福禄贝尔、凯兴斯坦纳等相提并论。[1](P1)但事实上,他对德国乃至欧美学术界都具有重要影响,是19世纪末期德国新康德主义形而上学派的代表人物,文化教育学的先导。作为教育学家的鲍尔生要比作为哲学家的他更富盛名,因为他对教育问题的探讨往往超出教育的范畴,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他的《德国教育史》是国内教学、著作和期刊征引的权威论据,而《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则是国内教育界学者“了解和研究德国大学史最为基本的资料来源之一”,[1](P3)在这本书中,鲍尔生以精细的语言对德国大学的方方面面做了一番准确而客观的阐释学生学习,其独到而深邃的教育理念,至今仍对我国的大学,大学教师与学生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德国大学——三足鼎立的大学原型

鲍尔生将各式样的现代大学追溯为三种原型:法式大学、英式大学和德式大学。法国拥有世界最古老最盛誉的大学之一——巴黎大学,法式大学由最初的原型发散演变为多种类型的学校,自拿破仑后走向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研究院与大学分开;英式大学保留了最原始的中世纪大学传统,倡导博雅教育、文化熏陶,视科学研究为大学之外事物;德式大学与法式大学相比,保留了大学的原初特征,但与英式大学相比,又更多地回应了现代社会的要求。德国大学具有英国大学和法国大学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3](P3)研究与教学的紧密结合赋予了德国大学与众不同的个性,柏林大学更是因在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把发展科学作为其活动职能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新时代”。[2](P26)学者普遍认为,柏林大学的成功,一方面归功于洪堡及其合作者们所提出的大学思想,另一方面在于大学体制和若干制度因素。

19世纪的德国是哲学一片繁荣之季,永载史册的哲学家皓若星辰、不胜枚举,启蒙运动及自由哲学发展为德国大学自由氛围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中国论文网。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不仅是伟大思想的开拓者,更是民族文化的创造人,正是这些先哲对真理与信仰的守望护持,才凝结成德国大学头顶一片“学术自由的星空(冒荣)”。对自由与科学的追求,在鲍尔生看来,更多地表现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并不只是国家机构,它们还是独立的由学者组成的法人团体。学习和教学自由的原则被写进了普鲁士宪法的第二十章……一个政府,其基础越牢固,那么它就越不害怕接受这一原则,可以将大学的独立性,视为衡量一个政府对其稳固地位是否抱有自信心的指标。[3](P75-77)洪堡确立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至鲍尔生时期已在大学深入人心,柏林大学“把致力专门科学研究作为主要的要求,把授课效能仅作次要的问题来考虑”、“科学研究不能由政府下令规定,只能任其自由发展”。[4](P125)鲍尔生将大学视为自由追求真理、并为真理无拘无束服务之地,“特立独行和崇尚自由是科学王国里流行的原则。国家不要也不可能对大学的工作越俎代庖,一旦干预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障碍。”[3](P54)柏林大学的另一独特之处是哲学成为位居首位的科学,哲学地位的上升,得益于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一直以来的不断倡导,哲学院“其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某种职业的需要,而是为了科学自身的目的”,“不仅影响到整个思想生活,同时也影响到对知识的追求和教学的形式,这主要是康德的功劳”。[3](P423、P56)

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有紧跟时代与超越时代之分,偶尔大学也会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的德国就是这种情况的突出典型。[5](P34)大学紧跟时代占据多数学生学习,超越时代占据少数,柏林大学可视为为数不多的特例,重学重研蔚然成风,学习不仅为政府、也为全民高度重视,尤其是大学教师,广闻博学,终日勤奋,却仍反躬自问。19世纪的德国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在于其教与学的充分自由,对学术与科研的充分重视,哲学伟人献身学术的精神与引领社会的氛围倡导,“正是哲学院的榜样作用,其他三个高级学院才将拓展科学知识的边界视为自己的最终使命”[3](P416)。时过境迁,大学已由“僧侣村庄”到“知识分子城镇”,继而演化到“多元化巨型大学”,现在的大学同当年的大学已今非昔比,但当年柏林大学的成功,鲍尔生充满智慧的论述今天仍值得大学为之学习。正如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言:通过历史的角度考察教育,我们不仅将有能力更好地理解现在,还有机会重新回顾过去本身,将那些我们很有必要予以认识的失误揭示出来。[6](P22)联系我国当前大学,温总理在2010年初与科教文卫代表座谈时表示:“我们要下决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7]同年7月底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了当前学校改革取向: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鲍尔生时代,大学是学术自由、追求真理、恪守职责、服务人类之地,而这些依然是当代大学所追寻和倡导的,尽管时代在变,但大学的内核——即真理与科学的坚定追寻者,却依然没变。国家应当给予大学充分的自由与保障,完善教授民主治学权,发展高校学术机构,构建大学内部和谐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在这方面,鲍尔生时代的德国大学确实是我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很好的学习榜样。大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大学,大学的一流发展离不开经费与政策支持,离不开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与个性化办学余地。大学唯有民主自由、恪守真理、坚定科学,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才有可能孕育世界一流大师,才有可能培养世界一流精英。

二、大学教师——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精神导师

鲍尔生对德国大学教师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理想的大学教师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要在其特定领域成为一名具有原创思想家和多产的研究者;另一方面,要将科学精神反复灌输到学生的思想中,并培养其中最有才华者参与到研究工作中来。为实现这个目标学生学习,有两件东西是教师必备的:一是必须具有高深的学问,二是必须具有创新思想。[3](P163)教师不只是传授一定数量的已知真理,更重要的是独立地获取知识和发展知识,并且“只有大师与青年一代面传身授,大师之后才能人才辈出,在大学里直接与思想领袖接触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最为深刻、最为持久的思想烙印,那些由于教授的影响而决定学生一生思想倾向的情况并不少见[3](P8)”。众所周知,德国大学教师的可道之处并不仅有他们的科研创新精神,不仅有那些创造民族文化与引领精神发展的大家,还有那些普普通通甚至尚且排在教授行列之外的教师——编外讲师,又称私人讲师或无薪讲师,不享有国家工资报酬,其工资来源为学生的听课费用,这种职务是最为那些纯粹追求自由与独立,对真理有着执着追求而尚徘徊在教授行列之外的学者所适合的。对于献身于真理与科学的学者来说,编外讲师是获取教授职位的必经之路中国论文网。科学需要一个人投入全部精力而吝于回馈,其路途上也没有平坦的大道,但编外讲师依然不辞劳苦,沿着这条陡峭的山路攀登,为德国科学的繁荣贡献了巨大力量。

“当其他国家为权力、领土和自由制度而自吹自擂时,德意志民族却在为他们的学术自由而感到自豪”,鲍尔生以这句话来赞誉德国大学的教学自由,并认为大学教师的职责“不再像以前那样传播权威所建立的真理体系,而是通过研究去探索科学知识”,他眼中的科学教学是“只能被看作是绝对自由的”,[3](P226-227)并认为学者不能也不应该从事政治,“教授,是科学的代表,不应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是他们的主业,科学研究要求对思想和理论进行不断的检验,直到最后使他们与事实相符”。鲍尔生用“思想家”与“实践者”来解释其立场,学者是思想理论家,“思想家太习惯于从全方位看待一切问题,习惯于看到另一方的合理性,习惯于为了弄清错误是否潜入到了论据的某处,而重回到研究的起点。所有这些素质都是理论家的优点,但却是实践政治家的缺点。理论家要做的事情,不是创造条件,而是创造观念,他着手的不是现实,而是真理”。并进一步严明“理论不适合追求政治的人,政治也不适合追求理论的人;一个像政治家一样的研究者学生学习,就丧失了对思考的要求”。[3](P254-256)鲍尔生的这种观念于今天的大学教师仍旧不无裨益。今天的大学教师,多多少少会站在学术与政治两条船上,甚至有些更热衷于后者,倒不是说让他们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大学教师当有一种寂寞而自由的心态,当有为学而坚持真理的心态,这种心态,有利于修养的提高,有利于大学的自治,也有利于学术的探究。学者是不适合从事政治的,如陈独秀与胡适,他们是一流的学者,但不能称合格的政治家。学者当对国家与民生密切关注,政治家听取他们的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应做的,是为行动播下思想的种子,为实践者指领行动的方向。学者若没有守护寂寞、钻远学术之心态,一来难以引领科学发展,再者也无法成就为“大家”,为学问者,当有一份“有可为有可不为”之行为示范,亦当有一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胸襟气度。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引领人们探索在真理的王国里通往新发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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