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管窥此罪与民间借贷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论文网

论文摘要：以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管窥此罪与民间借贷行为两者之间的区别-论文网
论文关键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管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由于该法条在设置时基本采用了叙明罪状的立法模式，只要行为人具备了法条所规定的禁止性行为即可入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在审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时则较为注意其犯罪结果，若未发生严重结果则按民间融资处置，相反则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入罪。致使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在理解上出现了很多争议。通过李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例分析，对正确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58年5月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H市某制衣有限公司经营者，住Z省H市J区。

2008年至2009年8月期间，被告人李某以需要投资经营为由，并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其本人直接出面以及他人介绍，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累计金额达人民币2200万余元。犯罪嫌疑人李某为赚取利差，将人民币1700万元左右的资金借给他人，后由于他人携款潜逃致使被吸收的公众存款本金累计1900余万元无法归还。

二、分歧意见

被告人李某，虽然在本案中对自己所犯行为供认不讳，但对于罪状的成立，存在着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在我国，吸收公众存款这一金融业务由依法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的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进行。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在我国刑法中对此罪的罪状构成采用了叙明罪状的立法模式，行为人不必以对法益构成侵害或者危险为内容，只要以实行构成要件该当之一定行为，即成立既遂。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未明确区分该犯罪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的界限，而有关法律法规也未能明确区分该犯罪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的界限。如浙江省的温州地区，以“经营”、“投资”为由，在民间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形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他们用吸收来的公众存款用于投资“山西煤矿”、“炒房”、“囤积茅台”，类似李某的情形屡见鲜见。若本案只因为“李某将人民币1700万元左右的资金借给他人，由于他人携款潜逃致使被吸收的公众存款本金1900万元无法归还”所造成的后果来认定其犯罪，岂不是与该法条的立法初衷不相符。

三、“非法吸收存款罪”的认定

经典的刑法学理论认为：非法吸收存款罪的侵犯客体是国家金融机构的信贷秩序。根据我国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定，商业银行以及城乡信用社等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除此以外个人和其他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都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的业务。同时，存款人享有存入银行后由银行向存款人支付的本金利息。1992年12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颁行的《储蓄管理条例》和1998年6月30日国务院通过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相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形作了描述，简而言之，行为人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不具有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而吸收公款；二是虽有吸收公众存款的主体资格，但采用的方法是违法的，如采用擅自提高等等量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反之，行为人只要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条款即可认为具有非法吸收存款。

总之，不难看在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上，制订该法条所规范的行为与当今司法实践遇到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必要对刑法一百七十六条中的不明了的叙明罪状进行分析，减少在认定该罪上出现的疑惑。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造成的“结果”对其定罪的影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属于行为犯这对我们并没有异议。作为行为犯，它的既遂不需要发生犯罪的结果，这是为各国学者所公认的结论。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作为行为犯，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中的犯罪结果问题就此划上句号，正确认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行为犯罪的结果，是我们全面揭示构成该罪的内涵和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学中，行为犯的犯罪结果是没有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可言，“在举动犯罪（在日本将行为犯称之为‘举动犯’）中只要以实行行为的形式进行了刑法上所需要的一定举动就可以直接成立，没有必要特别考虑其因果关系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洪福增认为，“因果关系，系以发生一定结果为构成要件之犯罪，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所必要之连锁关系，既如无前者即不发生后者的关系。仅以发生一定结果为既遂之犯罪。至形式犯（在我国台湾地区将行为犯称之为‘形式犯’），因其构成要件如有实行行为之存在，则可认定其构成要件适用性，不以规定有结果之存在为必要，即使由于行动而发生结果变不予顾虑，仅追问其行动本身之法的意义即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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