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无C约束，追求最大化GDP产出，或高增长。因此，人类对C、K使用，一定是用“免费”或者不完全价格的C替代K，形成实践中的人造资本比自然资源“稀缺”，数学表达为（证明见附录C）：， ，i、j表示不同企业（地区）。经济涵义是，竞争情况下，流动性人造资本K均衡，且获得了马克思的平均利润，或者西方经济学包含平均利润的机会成本。，表示C对K替代达到极限，及其C均衡。若 ，即减少C投入，将减少GDP。
诸多论述表明：C增减变化对GDP重要。（1）理论表述。托达罗（2010）指出：“经济学家已日益认识到环境问题对发展努力成功的重要意义。……因为对各种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增加资源生产率和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因此，在环境上获得可持续增长就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定义的同义语了。”[2]p325-326《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林的退化对发展带来的影响”[3]p111-112。金碚（2008）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源路线与资源供求》一文中，把C对K替代总结为：工业化的技术路线总是倾向于选择地球上储量丰富和比较容易开发的物质。（2）经验表述。IPCC预测 [4]，2050年，二氧化碳浓度不超过550ppm，主要发达国家GDP将减少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预测，发展中国家排放份额会增加，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1972）认为：穷人不会关注环境保护，因为“贫困是最大的污染”。甘地环境思想已成为印度遗产，2009年，印度总理辛格赴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发展中国家的长久贫困（注：不能以GDP停止）为代价。罗杰?珀曼引述过一句话说：“关注自然环境是生活富裕的人们自我放纵的自私形式。”[5]p14 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在众议院勉强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遭遇强大阻力。参议院宣称：该法案将严重削弱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参议院只是重复了其高碳排放做法，2001年，美国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是：减排代价过高，经济负担过重。俄罗斯在2004年以前，在议定书上犹豫也是因为：减排会妨碍经济发展。
的简要证据。（1）2007年，OCED国家GDP321512.2亿元（2000 US$），能源消费5626.33Mtoe；非OCED国家GDP286360.5 亿元（2000 US$），能源消费6270.9 Mtoe ，即人造资本稀缺、追赶型的非OCED国家用1.1倍的能源消费，仅生产了OCED国家89.1%GDP。（2）2004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全球28个行业中，钢铁、炼油、食品、工业化学、纸业、有色金属、水泥等7个行业对全球大气污染物的PM10、二氧化硫、有毒化学物质和水污染物BOD、有毒化学物质等的贡献率为64％～96％，这一污染负荷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近四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3）中国贸易高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大，贸易顺差孪生着“生态逆差”。中国已经成为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2002～2006年 [6]，中国净出口内涵能源从2.4亿吨标煤增长到6.3亿吨标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比例从16％快速增长到26％。与此对应，2005～2007年中国电力消费（主要来自自然资源，仅少部分风能、核能可称人造资本）增长率高过GDP增长（表5）。
表5：电力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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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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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消费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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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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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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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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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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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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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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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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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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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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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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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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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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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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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宏数据库，经整理
 的经济意蕴，在无自然资源开采、耗用约束下，尤其是自然资源、公共环境服务不能全部市场化条件下，列昂惕夫函数以K为中心构造投入要素比，以追求更高GDP，即追求单位K的最高产出，而非组合的单位C、K最高产出。形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碳排放经济模式，违背帕累托一般均衡最优条件。其经济模型是自然资源、公共环境服务约束的产出目标函数最大化，即
萨缪尔森（1998）认为，环境只不过像机器一样可以可以替代的生产投入要素，其观点代表没有自然资源、公共环境服务约束的经济理：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只是环境损失扣除，而非环境约束），EGDP等。代表人物有：李嘉图、萨缪尔森、熊彼得（比如，为挣脱经济增长约束，获得新原材料）和方时姣等。今天，无环境约束，具体为无三大化石能源资源约束，人类会失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陷入万劫不复的不可持续状态。1988年，40国科学家和政治家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了“气候变化会议”（the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讨论温室气体累积（buildup）导致全球变暖问题，会议公报宣称：“人类正在从事一项不自觉、不可控的全球性实验，其最终结果可能无异于一场全球核战争。”
与此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及其现实约束。人们把马歇尔（1890）“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活动的动力和阻力的观点”规范为：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斯密说：“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在进步的可能。”[7]p87理论有：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环境经济学等，代表人物：马尔萨斯、肯尼斯、戴利、博尔丁等。其模型是，
 约束，经济意蕴：环境有代际分配。 ，并会逐渐趋于 。不难推演，资源、环境的代际分配，是以当代人的C、K的边际产出比，等于它们的影子价格比为前提，即 。
化石能源自然资源约束与否，产生巨大实践差异。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欧盟、澳大利亚、美国设立了四个碳交易所，美、澳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碳排放在欧盟有现实交易，美澳交易所只有象征性意义。
三，低碳经济公共产品确定的主体及其实施路径
（一）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低碳经济涉及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的公共产品问题，需要确定主体及其现实成本才能提供该公共产品。因此，白皮书认为：低碳经济是“政府责任”，需要政府的分配（distribution，注重公平）手段，而不仅仅是市场配置（allocating，注重效率）来实现。
（二） “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与“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市场手段及其最优不等于低碳经济公共产品供给形成。朱迪·丽丝（2002）认为，市场价格超过自然价格的幅度，取决于竞争者富有程度。因此，市场方式及其力量将有利于“出得起价”的富国、富人。戴利（2001）认为，无论是生态考虑，还是伦理考虑，都是由价格决定的（price-determining），而不是决定价格的（price-determined）。戴利还以“船最佳方式沉没”反对无约束的市场配置，并强调利率也不是资源、环境的代际有效的配置工具。拉姆齐（1928）、哈罗德（1948）断言：贴现率伦理上站不住脚，道德上不堪一击。
提倡廉价政府的斯密，以“看不见的手”经典地描述了传统经济主体间接提供非市场、不可分割的“公共福利”（公共产品）：“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实际上增进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他经常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利益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更好。”[8]p423罗默称其为：“成员无意识的集体打算来推进社会福利。”[9]p169
相对数量稳定，绝对数量不断增加的世界各国财政支出证明，迄今为止，“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没有完全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我们需要“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奥尔森说：“集团物品和非集团物品一样，取得越多，总成本越高。”[10]p19并且“个人通过经济组织试图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活动而得到的同样的东西”[10]p11。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要求有确定主体及其明确行动：确定主体有真实的成本增加，或约束行为（相对、绝对减排）以获得公共产品。即公共产品必须由确定企业以真实成本、实际行动来提供。受搭便车，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信息成本和度量成本以及奖惩实施成本等约束，将公共产品分割并以市场方式解决，即使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公共产品不能从理性、自利的个人那里得不到任何资助。如何获得公共产品呢？他提出三条件：（1）就边际成本增加而言，取决于公共产品收益该物品成本之比，与集团收益个人收益之比的关系；（2）就行动约束而言，取决于产业集中度（单个企业市场份额）与该行业需求弹性的关系；（3）不同于集团利益的税收、制度等外在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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