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雅明，1999：282）原文和译文的语言都在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并且，通过翻译，原作语言被带进了译文语言的崭新领域，译文是原文的“来世生命”（afterlife）。因此，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让有着不同的意指方式的语言之间恒定地流动，让不同的语言在相遇和互补的过程中显示出它们之间的亲缘性，最终让纯语言从各种意指方式的协和中呈现出来，达到救赎的终点。”（黄海容，2007：21）
对于翻译方法，本雅明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然翻译的目的是将打碎的圣器重新粘合在一起，使流亡到各语言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那么，翻译的方法也不会再是简单地对内容的传达，而是“直译”。直译的原则是句法的直接转换”。“句法的直接转换使意义的再生产完全成为泡影，并有直接导致不可理解的危险。”（本雅明，1999：287）正因为如此，原文和译文才可以脱离自身已经腐朽了的语言和固化了的意义表达方式，向纯语言靠近进而使纯语言得以显现。因此，脱离了意义限制的翻译是“透明的，它并不掩盖原文，并不阻挡原文的光，而是让仿佛经过自身媒体强化的纯语言更充足地照耀着原文。”（本雅明，1999：287）
合格的译者必然理解思想存在与语言存在的同一，在翻译中摆脱意义的桎梏，“解放自身语言中被流放到陌生语言中的纯语言，在对作品的再创造中解放被囚禁在那部作品里的语言”（本雅明，1999：288），从而借助外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语言，从语言的流动中重新获得“圆满的纯语言”。
本雅明认为，可译性是某些作品的一个本质特征。一部作品的语言质量和区别度越低，其作为信息的程度就越大，对于翻译而言就是愈发贫瘠的土地，因为其内容已占了绝对优势，使得翻译无法实施。相反，作品的层次越高，它的内容或意义就越简单，有如昙花一现，它就越是可译的。而译文，由于意义的松散，则是不可译的。
2． 归结论的翻译观
由于对语言的不同理解，本雅明和归结论翻译观对翻译的定义也大相径庭。翻译学归结论是建立在“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或手段”这一语言哲学基础上的，其出发点是翻译就是翻译意义（Translation is translating meaning）。“翻译体现为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张力。”（赵彦春，2005：44）赵彦春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不是静态的代码转换，而是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以意图为归宿，尽量使译文向原文趋同的动态行为。”（赵彦春，2005：99）由于本雅明的“翻译”的概念比归结论对翻译的定义要宽泛地多，在西方翻译理论家那里属于翻译的东西在赵那里则变成了“非译”（non-translation）或谬误。同时，本雅明的“翻译”是静态的描述，而赵彦春的翻译概念则趋向于动态的转换。其中，中西语言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翻译学归结论》一书中，赵彦春指出中国对翻译的理解是“超越了机械的层面”的，“这一理解是基于‘易’的观点——‘译及易，谓换易言语以相解也’（唐·贾公彦《周礼义疏》）”（赵彦春，2005：46）认为以辩证逻辑见长的中国对语言和翻译的更为辩证的理解：一、翻译过程最终都体现为从一种语言系统的语码到另一种语言系统的语码的转换。二、词义本质上是模糊的、流变的，即非离散的，而且具有根据语境趋于调变的特征。三、具体语言的语码是形和义的结合，形之于义是表征的。四、当形式具有意义时，我们必须求助于更为辨证的“易”，如采用类比的方式等。
翻译具有两大原则：一是“关联”原则；二是“趋同”原则。由于翻译活动是人类交际活动的一种，它要像交际行为一样体现为最佳关联。“这就意味着翻译要最大程度地向对等趋同（converge），即尽可能做到两种语篇之间的对等或等值。”（赵彦春，2005：97）这里的“对等”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在抽象层次上，它属于‘道’的范畴，是恒常的，不可见的；在具体层次上它属于‘器’的范畴，是非常的，可见的。具体的‘对等’是抽象的‘对等’的下位体现。”（赵彦春，2005：97）抽象的“对等”是翻译中不可企及的目标，是作为理想的终极存在。也就是说，原文与译文之间要有且只能具有最佳关联。同时，译文与原文分别具有符合各自语言习惯、又尽可能彼此对应的织综——即译文不但要与原文达到最佳关联，而且要具有自主的地位或价值。
归结论的翻译观强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最佳关联，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译语语篇与源语语篇具有“相似的、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形式”。因此，归结论的翻译观推崇“归化”（如十四行诗的韵式归化为汉语韵式）和“类比”（如汉语的平仄类比英语的抑扬格）的翻译方法。所谓“类比翻译”，即“根据两种语言在形式或功能上的相似以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表征或象征另一语言的表现手段。”（赵彦春，2005：223）也即“以可拓逻辑的方法突破源语形式障碍而又传达源语形式——这就是仿拟原作的形式，为达到应有的交际效度而进行的变通。” （赵彦春，2005：223）如将“负荆请罪”翻译为“kiss the rod”。
从关联理论的翻译观来看，可译与不可译是很容易解决的问题。语言是传达信息的工具。也就是说任何语言符号，都有同样的工具功能。虽然两种语言的能指不同，造词理据不同，但它们的所指是相同的。因此，不同的话语可以取得相同的交际效果。由此看来，没有什么是不可翻译的。翻译的不完美不能并不能否认文本的可译性，因为既然翻译是一种交际，它就注定是不完美的，因为交际本身就是不完美的。
四、 结语。
赵彦春老师在《翻译学归结论》一书中说：“如果大家不否认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赵彦春，2005：29）然而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本雅明及很大一批西方学者所极力否认的也恰恰是这一假设。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翻译观会有如此大的不同了。
综上所述，本雅明的翻译观与归结论的翻译观是建立在对世界、对语言的不同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作为对翻译的思考，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起源于各自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及终结的认识。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它们都曾对建立翻译学有过深刻的影响，并将继续影响下去。由于对语言不同的理解，自然而然，这两种翻译观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前者着重于根据语言的起源从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翻译，而后者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将翻译看作是一种交际。正如赵彦春所说，翻译学的归结主义方法“要求从翻译实例中归纳出一般原则，或以一般规则验证于翻译实例。”（赵彦春，2005：103）
作为学术研究，二者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也不应规范哪一个才是研究重点。因为在不同时期，人们的需求不同，相应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也自然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产生范围和适用范围，并在建立完整的翻译学科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雅明的翻译观与他的哲学观、语言观一脉相承，他站在哲学的高度对语言及翻译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为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语言和翻译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理应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翻译学归结论从翻译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立足于翻译作为交际行为的实践意义，对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提出的“类比”翻译，为我们在具体的翻译操作指明了方向。因此，在理解和研究这不同的翻译观或受其影响产生的不同的翻译观时，我们应本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将研究重点放在其产生的不同渊源之上，看到它们各自所关注的焦点，提取各理论中相对合理的成分，剔除绝对的、矛盾的部分，最后将它们纳入翻译学不同的科目之内，使翻译学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完善。
参 考 文 献
[1] 瓦尔特·本雅明. 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 陈永国、马海良编. 本雅明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 瓦尔特·本雅明. 翻译者的任务. 陈永国、马海良编. 本雅明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 黄海荣. 本雅明翻译观述评. 中国翻译, 2007(4).
[4] 刘象愚、前言: 本雅明学术思想述略. 陈永国、马海良编. 本雅明文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5]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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