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充分表现了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治立场同他的学术观点的一致性。毛泽东曾中肯地评价说 “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的一致的结论”。[P1472]
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加剧，一些国民党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猛发展等革命形势感到忧虑与恐慌，有人提出要“清党”“护党”。
为了从思想理论上抵制唯物史观的影响，一些国民党人努力建构 “民生史观”思想体系作为国民党人的基本理论，并用它与唯物史观争夺国民革命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国民党理论家张太风后来回顾当时的历史状况时说，“在本党出师北伐前后，军事势力达到长江流域之时，反对三民主义的人，直指三民主义没有哲学根据，意图贬低其价值，正是今日局踞一隅，大唱马列主义中国化者流所提出，这种谬论至今犹存，这是革命理论斗争的开始，也是三民主义理论发展的开始，在不断的斗争中建立起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P18]童行白也说：“自发现共党破坏国民革命的阴谋以后，遂有清党护党之举，因清党而注意理论的分析，因护党而从事主义的阐扬；如胡汉民同志的连环性，周佛海同志的体系说等，均为名贵之作。”[P29]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人对民生史观的研究与阐释较之孙中山在世时要积极得多，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至四十年代止，国民党出版了一大批民生史观研究著作与论文，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梅思平的《民生史观概论》、童行白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析论》、萨孟武的《民生史观》、叶青的《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吴曼君的《民生史观研究》、缪风林的《史观·唯物史观与民生史观》和张太风的《民生史观大纲》等。国民党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国民党本身的革命基本理论，以便与唯物史观相抗衡。
国民党人首先极力抬高“民生史观”的理论地位，认为它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和深化，从而劝导人们信奉民生史观，并以民生史观取代唯物史观理论地位。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初，戴季陶就指出：“先生的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不是相对立的。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正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 戴季陶说，民生哲学比唯物史观更全面，使用范围更广。唯物史观只能说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但是民生哲学却能把一切革命历史解释清楚。“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P105]。高承元把民生史观称为是一种“新唯物史观”。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派唯物史观是广义唯物史观，而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最广义派，它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更全面。他指出：“民生史观不是物质说的唯物史观”，“民生史观是消费与生产关系说的唯物史观——新唯物史观”。 [P26，P31]
把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联系在一起，并一厢情愿的宣称民生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超越，很难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也引起了一些国民党人的不满。胡汉民说，在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人把孙中山与马克思拉在一起大肆宣传。“因为孙中山先生说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亦即是共产主义。’所以推论的结果，便成了三民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相联系，是国民党人“认贼作父”。童行白说：“共产党肩负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大吹大擂的在人们面前舞弄，任何学说理论、他们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来统—于唯物史观一种解释之下，我党同志，信仰唯物史观的，连解释三民主义都用唯物史观作唯一的工具物，好像只有唯物史观可为一切事理的定律，执一切解释的霸权，抬高了唯物史观的统一性，将置民生史观于何地?”[P116]胡汉民与童行白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不满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唯物史观”所垄断，反对国民党人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统一于唯物史观之下。
为此，国民党人努力建立完善的民生史观思想体系，以便全面抵消唯物史观的影响。梅思平指出；“民生哲学系统的解释，在今日尤觉得是非常的迫切。共产党们的理论，现在在表面上的系统，已经是装饰得很好了。他们的中心理论现在都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由唯物史观从下推，则可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结论。由唯物史观从上报，则又可得有近代科学作后盾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现在是以唯物论作掩护，是藏在唯物论后面与一切社会学说相作战。凡反对唯物史观的，他们都加他一个唯心论或二元论的罪名。例如戴季陶同志发表‘民生哲学’的理论以后，一般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就到处宣传季陶同志是唯心论者。所以现在我们三民主义者最重要的工作，第一步就是把三民主义站在民生史观的立足点上；第二步就是把民生史观找出一个形而上的出发点。然后民生哲学全体才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系统，而可以把共产党的理论根本扫除出去”。
戴季陶是最早试图建立一个与唯物史观截然对立的“民生史观”理论体系国民党思想家之一。戴季陶把民生史观与中国传统思想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是民生史观思想的来源。他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戴季陶提出“孔子虽然没有做改制的工夫，然而他却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孙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传统“民生”哲学思想，而不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想，更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戴季陶强调“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但他把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物质经济成份抽去，而注入主观唯心主义成份。在他看来，人类求生存的冲动和欲望，乃是决定人们求生存的活动以及一切历史活动的“能生、所生的根源”。他说“社会文化越是进步，人类的关系越是复杂，由生存欲望派生出的欲望差异，也越繁多而明显……欲望的内含都是能生、所生的根源” 显然，历史发展的根源不是物质的、经济的原因，而是人的生存“冲动与欲望”，是这种“欲望”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根源。
戴季陶搬出中国古代的“仁爱”学说，以“仁爱”作为孙中山“互助”的理论基础，完全摈除孙中山对阶级斗争的保留认识。戴季陶强调说“民生为宇宙大德之表现，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人类的本性”。以此为理论，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他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既然仁爱是人类的本性，那么“阶级的差别，并不是绝对能够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的。那些不来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爱性依然是能够发现，依然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他呼吁“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了他的阶级性，恢复他的国民性；抛弃了他的兽性，恢复他的人性”。他攻击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周佛海在戴季陶民生史观体系提出的同时，也提出自已关于民生史观的体系说。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