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季陶议及他与胡汉民探讨唯物史观的情形时说：“展堂说：‘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甚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都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我听了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主义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问家的注意和协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戴季陶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发现那一种很深邃地‘唯物史观’”，是“精确的学理”声明“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
五四时代国民党理论家热衷唯物史观，是当时“唯物史观热”的重要表现。探究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方面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及中国社会形势变化的大环境影响；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人在革命屡屡挫败后，积极探寻新的革命道路的结果。
一战后，西方陷入“没落”的悲凉气氛之中，曾经狂妄自信的资本主义自由思潮受到怀疑，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受到重视。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欧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促使了中国思想界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以俄为师”，逐渐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虽然没有放弃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但对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唯物史观思想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积极的传播。
1919年前后，孙中山及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人在革命屡遭挫败的情况下齐集上海，反思和研究新的革命出路。这一时期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推动了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变化。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来实现革命目标是一种幻想，因此他提出改造中国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但革命如果不挖掉“地底的陈土”即官僚、武人、政客，要想从教育、实业与地方自治着手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 [P422]。胡汉民说“像中国现在社会这样腐败、人民道德这样堕落，无论何人都晓得非快决出法子去谈改造不可。然而改造的方法，多半摸不着头脑，依我的研究，中国社会腐败，道德堕落的病根，探本究源，就要归到经济组织不良的一个原因。……所以要从物质的经济的为根本的改革”。正是这样的政治动机和立场促使了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给予热情关注。
需要注意的是，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对唯物史观的探讨与李大钊等人是根本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从唯物史观理论中寻找一些有助于按他们的立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力求从中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戴季陶曾说“执信先生（朱执信）是尼采和马克斯的合成人格，汉俊（李汉俊）是马克斯主义者，展堂先生（胡汉民）是马克斯主义研究者，我只可算是马克斯主义的介绍者罢”戴季陶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几个人的真实情况。
胡汉民、戴季陶等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从“经济”视角切入的，他们接受的唯物史观是“经济的历史观”，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不关心唯物史观中的“政治理论”，即不热衷唯物史观之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们他没有涉及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他们不可能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胡汉民等担心甚至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之路。胡汉民在《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上发表的《孟子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曾明确指出，“拿欧洲近代社会主义的主张（指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戴季陶也认为“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俄国）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由此可见，他们对待唯物史观的这些态度，同他们当时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
二
二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指导思想，经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和推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民党人士也认识到唯物史观的革命价值。戴季陶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就在它具有革命性，“应用唯物史观，说明社会革命，很容易使劳动阶级的人，生出革命的觉悟来。所以唯物史观是否真理，乃是另一问题，但是在应用的上面，所以能够取得革命哲学的地位，是因为他思想的自身，具备丰富的革命性。”[P55]
在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对唯物史观有了更一步认识。与其它国民党人不同，他以三民主义作为理论出发点，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审视与分析。
孙中山称赞马克思研究历史“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疑”。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就是科学方法”。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在这种历史中所发明的最重要之一点，就是说世界一切历史都是集中于物质，物质有变动，世界也随之变动。并说人类行为都是由物质的境遇所决定，故人类文明史，只可说是随物质境遇的变迁史。马克思的这种发明，有人比之牛顿发明天文学之重心学说一样。现在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因为他的研究透彻，理由充足”，所以人们都“信仰他”。 [P772-774］孙中山充分肯定唯物史观价值并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高超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而马克思从社会事实与历史方面研究，“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极透彻的研究，把古人所不知道和不能解决的都通通发明出来。他的发明是全凭着经济原理”， [P772]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 [P773]
像中国其它早期唯物史观思想家一样，孙中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是片面的，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例如，孙中山认为“马克思发明物质是历史的重心” [P775]，而马克思本人从没有说过物质是历史的重心。
孙中山认为，欧战以后，马克思的信徒发生分裂，互相攻击和诋毁。“由于这些攻击诋毁，马克思的学说便发生了问题，就是物质到底是不是历史的重心呢？”他自已直截了当的作出回答：“马克思以物质为历史的重心是不对的，社会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而社会问题中又以生存为重心，那才是合理。……这种发明就是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P775] 虽然孙中山对唯物史观有误解，但他认识到历史的主体即人是历史的重心，历史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不是物质发展，而是人类求生存活动的需要。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是历史的重心，人及其生存活动在历史中的居于核心地位。孙中山这一观点，在当时的理论界是卓越的。
孙中山批评唯物史观并不是反对唯物史观，相反他一再宣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但孙中山并不愿意把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统一在唯物史观之下，立足了三民主义立场，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过去的理论，与当今现实不符，也不适合时下中国革命的发展需要，因此他试图用“民生主义”整合和改造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P785]。他分析说，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预测与当今西方资本主发展实际相差甚远，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的国家，没有阶级对立，阶级斗争之法也不适用。因此他认为，马克思当时“断错”了，与后来的事实“不相符合”’，“所以他从前的主张便大错特错”。 [P785]
孙中山提出“民生”是历史的重心。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