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相术认为耳耸过眉者百岁不死，耳轮坚厚者长寿，耳轮薄者命浅，耳轮模糊者损寿等，这些说法实为中医中“肾生脑”、“发为耳”、“耳坚者肾坚，耳薄不坚者肾脆”，耳朵贯脑通肾，为心和肾的表征的理论的引申，耳廓较长，耳垂组织丰满，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肾气盛健的表候，这一理论在中医临床上己得到证实。又如相术认为指甲的形状色彩，关涉人的寿夭，这在医学上也有一定的根据。诚如《灵枢•本脏篇》所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正因为如此，相士们神乎其技大谈祸病灾异，而我们要透过这“一斑”之现象看到“全豹”的本质，认清相术中的合理成分以继承发扬。
（二）风水
风水又称“相地术”，是选择阴宅(坟墓)、阳宅(住宅)择吉避凶的术数。选阴宅是为了荫庇子孙，择阳宅是为了人丁兴旺，福禄双全。古人认为，人和水土、五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管子·地员篇》曾将水、土与五行相配归类，五行又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配，于是以五行为桥梁，便建立起了水土、五行与人的联系。因此，风水术在探究水土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其所用五行的原理自然贯穿始终。
在风水理论中，不仅依据五行把不同的山水形势划分归类，还常用正五行以定方位，即将五行与五方、干支相配，形成东方木甲乙寅卯、南方火丙丁巳午、西方金庚辛申酉、北方水壬癸亥子、中央土辰戌丑未的配合。风水术既是选择吉地，所以特别讲究辨别方向，风水师辨别方向一般用的是大五行，将大五行与二十四位相配。所谓大五行也称“洪范五行”，它与二十四位的配法是:甲寅辰巽大江水，戌坎申辛水亦同，震良巳三原属木，离壬丙乙火为宗，兑丁乾亥金生处，丑癸坤庚未土中。二十四位表示方向，也是根据五行生克来判断吉方凶方的。如巽方(水)水流向乾方(金)，是水生金，吉方。乙方(火)水流向艮方(木)，是艮木生乙火，也是吉方。除此正五行、大五行之外，还有三合五行、双山五行、八卦五行、玄空五行等等。风水术比附五行理论，扯虎皮作大旗，正达到了神乎其技的诡秘效果，但其思想的荒诞不经也是不言而喻的。
风水是否就一无是处呢?由于风水是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化的综合体，因而其中还是吸收了不少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首先是方法：与中医理论一样，风水也讲究系统观念，从日月星辰到地面形势；从空气、风、水到土石、植物；从静止的山脉到运行的气流；从人到物；从昆仑山到宅前一草一木，都要反复考察，联系起来分析。其次是阳宅观念。风水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主张保护环境，不乱挖山掘土，不轻易改变池塘湖泊，不得随意砍伐林木。阳宅的地点要选在既干燥又便于取水之处，方向要力求充足的日照。用水要清洁，臭秽水、泥浆水都不得饮用。[2]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其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不正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吗？！
（三）占星
占星术是古人根据星象活动的变化来判断和预测人间事务变化因果的术数体系。其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它与五行建立对应关系甚早，五行思想刚刚萌生便与占星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用五行为五大行星命名，初步建立起五行与五星的对应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用东汉张衡的话便是:“五星，五行之精，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也即是说，五行在地为体，其精气上聚于天，成为五星。五行与五星是一个统一体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却是一致的。占星术理论认为，五星与五行对应具有不同的使命，金星主兵事战争；木星主谷物收成；火星主天气干早；水星主水涝天灾；土星主得地失地。木、土星逆向行驶为凶；火星运行路线弯曲为凶，金星出入不时为凶，水星隐没不现为凶，如果这五种星象并出，此年必定是大恶之年。例如：以木星而言，木星又称岁星，主东方，地上人君在“义”方面有缺失，天上的惩罚便出自岁星，岁星的运行就会出现异常。岁星运行嬴速，所在星宿的对应地区将有兵事不得停息，岁星运行缩速，所在之国将有忧患，亡国倾败。岁星停留在某星宿，其余四星也跟随岁星聚会在同一星宿，则这一星宿所主的国家将会以义而得到整个天下。岁星与太白金星棺碰撞，金伤木，则其分野之国将要打败仗。因此，以五行为纽带，组成了由五行、五星、五事、五常、五方等事物配合而成的一个天、人、地合一的大体系。
而由星象、五行、天、人、地所建立起来的对应关系，是古代占星术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人为主观臆想比附而成，它既无道理又无根据，更是无法加以验证。
显然占星术的实质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加之其对社会民众所起到的误导作用，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门迷信的术数了。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决不能一笔抹杀，它所保存的大量详实地古代天文星象资料还是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行模式是一种理论工具，是我国先民对自然最直观体验的朴素唯物认识论，尤其是其符号体系特征。如“木”在天文学中表示岁星，在音律学中表示角音，在医学中代表肝脏等。五行作为符号体系具有简单性、抽象性和非逻辑性的特征，它避开了繁复多样的事物本体而抓住了事物的联系，含有辩证思维的萌芽，是构造理论体系的有效工具。而术数作为一种在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文化现象，其活动的存在和发展总要依附于某种流行的理论，五行作为“中国人的思想律”[3]则更具先天优势。即便没有五行说，它也会依附于其它学说。所以五行被古代各种术数所运用，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能因为术数中某些对五行理论的歪曲错误利用，而否定五行模式本身的合理价值。同样正是术数吸收利用了五行这一高级思维理论模式，它不仅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一种方式，而且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密切联系，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合理成分。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术数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4]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J].东方杂志，1923.
[2]王玉德.神秘的风水[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
[3]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三联书店，2009.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