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哈耶克认为在长期演化中，那些有意设计和动员的宗教会被人们所抛弃。但在短期内，并不能排除一些理性设计的宗教或用宗教包装的意识形态在短期内获得市场。特别是在信息不够充分，宗教供给被管制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哈耶克（2000，第162页）尖锐地指出了在他那个时代中存在的两种类型的信仰体系。一种是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似乎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里所批评的理性主义是个冒牌的上帝；但是需要有个什么上帝的愿意依然如故，并且这种需要可以通过回到一种黑格尔辩证法的奇谈怪论而部分地得到满足，因为它允许理性的幻想同一个信仰体系并存，这种信仰因不加怀疑地献身于一个“人道主义整体”（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我所批评的那种建构论意义上极端理性主义的概念）而杜绝任何批评。”对于这类建构的信仰，其实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着，虽然无法成为真正的宗教，但却能够在短期内得到非常狂热的信奉。另一种是在那些处在扩展秩序边缘即第三世界的穷人中，““解放神学”可能与民族主义狼狈为奸，生成一种强大的新宗教，给已处于悲惨经济困境中的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类建构的信仰具有宗教的活动和仪式，但在其教义中复活了小群体所推崇的价值观、道德和产权安排，如果没有更开放的宗教市场和竞争者，这类建构的宗教信仰同样在短期内具有吸引力。
上述哈耶克对宗教演化的总体看法，有助于理解宗教在长期演化结果与短期选择的复杂局面，也可以进一步揭示宗教演化与制度演进的协调规律，深入探讨制度变迁、停滞或倒退的内在决定机制。
四、百年来的中国宗教演化
哈耶克的宗教演化理论对于中国的宗教变迁过程有着多大的解释力呢？或者说，中国的宗教发展状况是否服从了演化的规律了呢。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对宗教发展本身的事实做出系统、实证、客观的了解。在本文中只能概略性地描述中国宗教发展的脉络，但基本能够体现出变迁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景教、伊斯兰教以及数量众多的民间宗教信仰派别都曾先后得以传播。历尽两千多年的变迁，有些宗教已经消失，有的宗教早已改头换面，有的宗教却获得大量信众的认同，持续发展。
到1844年后，中国的宗教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基督宗教的进入。在《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的规定中，外国宣教士在全中国打开了自由宣教的门户。1858年，在华宣教士只有80名，活动范围限于通商五口岸和香港。到1900年，宣教士已达2000人，分属130多个差会。1895年至1927年可以说是基督教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919年至1927年，一些学生和政府官员，组织发动了一系列反基督教的运动。之后，“教会本地化运动”进行的更快、更彻底。1949年以后，外国宣教士全部离开了中国，中国的基督宗教走上了“自治（立）、自养、自传”的道路。
1949至今，各宗教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极大冲击，到1957年，原来各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宗派或教派体系被解散和禁止。“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被迫关闭，许多宗教建筑被破坏，神像和宗教器具被毁，宗教经书被禁，只有极少的宗教活动在隐蔽开展。直到1979年后，数量有限的宗教活动场所才得以重新开放，提供宗教服务。之后，尽管政府对宗教活动仍然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总体来看，宗教组织数量逐步增多，宗教信众人数急剧扩张，宗教活动场所稳步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相关部门一再声称中国大约有1亿宗教信徒。如果加上未被统计的宗教“灰市”和“黑市”，数量应该更大（Fenggang Yang道德信念，2006）。到今天，虽然各调查数据差距较大，但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各宗教的信徒人数在不同程度地增多。
近百年来中国宗教复杂多变的演化过程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从哈耶克宗教演化理论出发，怎样来理解这一个复杂多变的现象呢？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粗浅地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1）上述宗教派别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在众多宗教竞争的过程中，得以流传的宗教都是适者生存的体现。（2）为何在1949年之后，中国政府要多次不同程度地消灭和限制宗教呢？除了宗教的组织性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宗教本身蕴涵了私有产权和伦理道德的要求。要实现产权的根本转变，首先要在道德规范上加以消除。（3）为什么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最终无法替代宗教？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缺乏超自然的因素。人们在信仰问题上凭借的不只是经济利益的理性分析，更重要地是对超自然因素的崇拜。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些有意培养的“宗教”最终会被自由选择所淘汰。（4）为什么曾经大幅萎缩的宗教又开始复兴？这是由于人们的宗教需求并没有减少，在市场管制放松的情况下，宗教活动又会出现。
五、宗教演化对中国制度转型的影响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缓慢而重大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是经济转向，其实质是：将以等级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向以交易为基础的社会转变，通过可变的市场价格对广泛的劳动分工间的合作进行指导。与此相应地，政治制度和社会运行制度也不得不实现转变。虽然从表面上看，宗教因素似乎并未出现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或者说，宗教因素看起来只是经济转型的“副产品”而已。然而，从哈耶克的宗教演化理论来看，则可以发现宗教因素在中国制度转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意义。
哈耶克强调指出，现代西方的制度安排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经由逐渐演化而形成的某些道德信念在众人之间的不断传播并在传播以后得到了大多数西方人的接受。”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同样需要类似的道德信念的传播和被大多数接受。否则，仅凭借理性设计的改革方案是无济于事的。
深入了解中国宗教信仰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实际上都有两种不同的信仰世界，“一个是人数很少的、高文化水准的人的信仰，这些信仰是由书本传播，以道理、学说为基础的，一个是人数很多的普通人的信仰，这个信仰是以不能灵验、有没有实际用处为基础的，前一种是自觉的信仰、有理解的信仰，后一种常常是自然的信仰、不需要理解的信仰。”“后一个信仰世界，从古到今的延续性很强（葛兆光，2006，第169页）。”事实上，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同样在传教路线和信众群体上也分化为高层和底层两个群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上层的宗教信仰几乎被彻底扫除了，但在广大的民间，宗教信仰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仍然被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可谓是“消”而不“灭”。例如，寺庙道观被毁，和尚被迫还俗，但在农村地区祭祖、看风水、送葬、婚庆、过年的习俗仍然存留。虽然基督教、天主教的“两会”基本瘫痪，但信徒却利用家庭聚会继续维持。伊斯兰教则与民族认同、文化习俗紧密结合，屡受冲击却依然坚持。其他的民间信仰也通过各自的渠道和平台潜伏与存活。这些事实意味着，虽然在高层，支撑市场经济的产权、公平、道德等规范已经大部丧失，但在社会底层，这些道德信念却依附于宗教信仰得以顽强存活。大多数人群在生活中依然慑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尊重他人产权和人权、公平交易、不伤害他人、互帮互助等传统的道德信念。恰恰是这些道德信念维系了传统，并内在地推动和支持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虽然笔者在此无法做出系统扎实的论证。但从两个事例中可以清晰地发现历史轨迹论文网站大全。一件事是被视为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源头的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后来的纪录这样写道：“1978年秋天，严俊昌当了队长。生存的巨大压力下，他偷偷将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小岗人决定开会盟誓。18户人家，18条汉子，情绪激动，七嘴八舌。会计严立学只顾闷头往纸片上记，没有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少：“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后面，各家各户挨个写下姓名，按下手印。这张揿满红手印的大包干秘密誓言，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②]”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长期视而不见的东西，“盟誓”、“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写下姓名”、“按下手印”，这些行为所隐含的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元素，不仅利用神灵的力量来保证约定的成立，更为重要地是包产到户行为背后的产权理念、公平观念和合作意识，这些道德信念也是得自于传统信仰的支撑。
另一个显著的事例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兴起。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温州地区文化的独特性，分析了其文化传统对于“敢为天下先”行为的支持作用。但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宗教信仰对于温州地区创新、创业行为的重大意义。温州近代新教的历史以1867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曹雅植来温宣教为开始。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在西方宣教士不懈的努力下，温州的教会事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文献记载，至1949年解放前夕，仅温州最大的两个差传会循道公会及安息日会名下就有教堂三百多座，信徒两万多人，牧师几十人，并有义务传道人四百多人。即使在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众多的信徒仍然以各种各样的隐秘方式坚持礼拜，他们有秘密在家里聚会的，有在山顶聚会的，也有在草丛里聚会的。他们采用油印的方式继续着圣经、圣诗及讲道资料的传递道德信念，甚至有人还手抄了《新旧约全书》（莫法有，1998，第1、52页）。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靠着肯于吃劳耐苦、勇于开拓创新的作风，赢得了中国“犹太人”的称号。同时，一座座的教堂似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信而受洗的人数也天天加增，教会也开始投入去做宣教工作，教堂遍布温州全市城乡，信徒人数更居全国之首。基督教还参与社会生活，渗透于传统文化，融化于民情风俗之中。如果没有了信仰的强力支持，仅凭生存的压力和赚钱的冲动是无法克服创新和创业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更为重要地是，缺乏信仰支撑的道德信念，广泛的诚信、合作、交易和企业都不可能，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温州人的经商特点就是四处奔波海内外来推销产品、开拓市场，因此他们在外出经商或居住时就把福音信仰带到了全国各地，并在各地纷纷建立了教会及团契。这只是宗教在中国复兴的一个侧面，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制度转型的深化方向。可以相信，随着宗教信仰的恢复与兴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道德信念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向现代化的制度转型也将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
六、结论与展望
哈耶克认为，在同宗教的长期对抗中，某些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而且十分缺乏鉴别力。这一认识对于当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适用。如果一个社会中以扩展自由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宗教信仰的演进过程，其所追求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所推动的文化进化也难以摆脱理性设计的窠臼。因为自由是互补并存的，没有宗教自由的支撑，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都是不完整的，容易被侵蚀的；同样，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的进步，宗教自由的“孤军奋战”也是艰难的。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全面转型不仅需要多个学科和力量的分工努力，更需要多方面的研究者和支持者的通力合作。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法学者、心理学者既不应当将宗教活动归结为愚昧和迷信；宗教研究者同样需要加强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交流和协作。
哈耶克的一生都在寻找真理，他恰恰是一位包容对待经济、政治、法律与宗教等多项传统的集大成者。在哈耶克的葬礼上，约翰内斯·沙申神父主持了宗教仪式，他用德语布道说：“哈耶克一直探寻信仰问题的答案，他内心深处一直在与我们所说的上帝的观念进行着搏斗。他一向拒绝位格化的上帝。他不愿接受一个仅仅比人强一点的上帝。他一向致力于寻求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重大问题。他希望能找到答案。他本人确信，他找到的答案仅仅是一块马赛克瓷砖中的一小片而已。我相信，经过了一生充满激情的研究和内心的搏斗之后，哈耶克已经进入了我们称之为永恒和上帝的光明与和平之中（余杰，2006）。”可以说，对信仰问题的探寻恰恰是哈耶克精神中最为持久和强大的动力了，仅将其看作是批评社会主义的斗士是远远不够的。
发生在20世纪中国宗教演化和制度转型的事实表明，今天，是全面理解和传承哈耶克宗教演化理论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Fenggang Yang 2006，“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Sociological Quarterly 47:93-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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