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汪母这一方来看,她不辞劳苦操持家务,全力以赴照顾生病的儿子,毫无疑问是个典型的慈母,但在对儿子的规训上,却表达着不容挑战的权威,她的母爱有着强烈的操纵性和控制性。她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儿子就应该回报她,她仿佛债主般要求收回投资,她把自己的感受和期望强加于儿子,始终难以认清儿子是另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在汪家,父亲的缺席并不意味着父权的旁落”,⒃汪母对汪父的否定,其实是取代汪父并替其行使父权,这点在文本中可以看出,第二十二节中,汪母在劳碌过后把头放在靠背上休息,“她的眼前现出了一个人影,先是模糊,后来面颜十分清楚了。‘我又想起了他,’她哂笑自己。”⒄这是巴金仅有的一次提到汪父。在社会动乱和转型期间,当汪母对“家”的统治感到力不从心时,汪父作为权力移交的象征出现了,这是独具匠心的安排。他的出现告诉我们,汪母不仅是慈爱、无私奉献的母亲,更是象征传统家庭权威的“父亲”,甚至可以认为她是整个封建宗法伦理系统的捍卫者。她以慈爱为幌子,以孝道为武器,牢牢地控制着儿孙两代人的思想感情,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把他们弄成心先身死的压抑型奴性人物。汪母的这种心态,可以称之为“寡母心态”。⒅在《孔雀东南飞》、《原野》、《金锁记》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众多“汪母”的影子。
从汪文宣这一方来看,母亲在他的成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父亲去世后,母亲守寡,含辛茹苦地将他抚养成人,早年的不幸经历使他对母亲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尽管他意识到母亲所说的和让他去做的事不合情合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对母亲的意愿有任何反抗,况且母亲时常对他耳提面命,禁止他效尤父亲,这样他就一直在母亲代行的父权中生活,不知不觉中就形成了对这种权威的依赖,表现出来的就是懦弱和“儿童化”,懦弱的表现是缺乏主见,以牺牲自己的立场和人格意识来无条件的服从;“儿童化”则表现为退化到儿童阶段,在《寒夜》的开头,汪文宣寻找妻子回家,当他在街巷中茫然无助时,母亲的声音在他脑海回荡:“妈说她自己会回来的,妈说她一定会回来的。”⒆可见,他已经习惯了听从母亲的意见。一出场的汪文宣就被“儿童化”的人格所阉割,并且习惯了以“儿童化”人格的方式去处事。“他在母亲面前还是一个温顺的孩子”,小说中共有六处这样的描写。“儿童化”是一把“双刃剑”,是以退为进,以示弱的方式让母亲觉得他还是小时候那个对她百依百顺的儿子。
通过分析汪文宣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寒夜》背景的设置是抽空的,即使在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悲剧依然存在,致汪文宣于死地的不是肉体上的疾病,而是精神的全面崩溃。他的悲剧人生,寄寓了巴金对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夹缝当中的家文化的深刻思考。五四以来,作家们多以家长专制、压迫者与叛逆者来定义传统家族文化,将家族的毁灭作为描写的重点,因为他们明确地意识到家族制度在封建社会秩序中的基石地位。自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将家族制度作为攻击的首选目标以后,现代作家对家族(家庭)进行了长久的思考,几乎从旧家庭走出的每一位现代作家,都有一段梦魇般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们把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积累都诉诸于对旧家庭与旧家长的描绘上,他们对旧家庭与专制的家长都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而《寒夜》则是通过描写冲出封建大家,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的汪文宣,揭示出初步摆脱封建家族制度束缚的知识分子,走向更深的苦难与绝望。《寒夜》中的生活,打破了《家》中“逃离即是新生”的启蒙神话,揭示了摆脱了旧家庭精神联系的知识分子,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家族观念与血缘感情的影响与渗透。
以美好的爱情、合理的家庭结构为开端,却以离家和死亡为结局,《寒夜》让我们对传统家庭道德观念进行了力透纸背的思索,它揭示出家庭伦理价值的重构对于一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国度,将是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⑾⑿⒀⒁⒂⒄⒆《寒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59、61、56、209、140、198、208、217、108、61、68、81、214、215、186、1页。
⒃陈少华:《阉割、篡弑与理性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70页。
⒅论<寒夜>中婆媳关系的描写及其社会文化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第18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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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新颖.解读巴金经典.贵州: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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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谭兴国.巴金研究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7]陈少华.《阉割、篡弑与理性化——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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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郑念.《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文化研究》.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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