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经济效率由低到高、社会公平感由强到弱的方案排序
从理论上讲，公车改革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是具有政治法律意义的问题，但更主要的是一个行政经济学问题。投入与产出比最大的方案就是好方案。而且，公务车改革方案在考虑节省财政开支、提高办事效率等指标时，实际上也在实现社会公平论文网。必须指出，社会公平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性，作为约束公务车改革方案的独立变量，同时又是客观的。公平与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在本报告中体现为二者在主导公车改革方案时的选择倾向差异（如图2）。
图2：社会公平感作为参考变量的备选方案比较
对图3的进一步解释，可以具体到一些公众对一些城市的货币化改革方案的质疑，公众难满意的原因，一是认为公车补贴从以前的“暗补”到发放现金的“明补”，具有明显的福利化倾向，二是在补贴发放过程中，以公务需求为标准发放车贴，实践中很难操作；因此，对社会公平的保障，一定程度上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三）执行成本由低到高的方案排序
从实施改革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等可计算的投入来看考量，本报告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优先顺序如图3所示。
执行成本是一个复杂的分析对象，公务车改革方案的执行成本，既包括可以计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包括政治风险、社会信任、群众满意率等不能直接计算的成本。
图2：执行成本作为参考变量的备选方案比较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并不提供倾向性意见，只是提供若干备选方案，并对每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阐明每种方案的决策依据公共政策，可行性与不可行性，供决策部门参考选择。原因在于：
在理论层面，“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取缺陷最小、优点最大，同时又最具可行性方案，但事实上一种决策方案的所有约束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仅就公务车改革方案的预期收益，即所谓“利”的标准来权衡，也有不同的直接变量，包括：(1)经济效益最大化(可简单地理解为公共财政支出的最小化)；(2)社会效益最大化（可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公众满意度）；(3)行政效率最大化（可简单地理解为对公务员激励效应最大化）；(4)实施过程的可控性与预期利益的稳定性（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等等。本研究之所以不提供倾向性的意见，是因为在不同的参考变量或者说价值标准下，理论上的最优方案会有所不同。同时，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完备无缺的决策方案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实际决策过程，一种方案优于另一种方案只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参照系下，这种优先性的排序可能会颠倒过来。
在实践层面，公务用车改革的目的，应该是用车合理、节约费用、杜绝浪费、预防腐败，能达到这一目的的改革，就是成功的改革、成功的管理。一项公共政策的目标即使不是单一的，也必须有所侧重，而本研究提出的四种备选方案正是基于不同的目标侧重决定而设计的，可供不同决策需要而选择。
另外，本报告提出的4种公务车改革方案均有各自的优点和缺陷，在执行过程中都有正面和负面效应，关键要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不断调整。
参考文献：
[1]李玉.借机推动公务用车改革[J].瞭望，2008(3) .
[2]王元慎.公务用车改革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2001(01).
[3]由建勋、张青霞.公务用车改革的路径选择[J].理论导刊，2005(09).
[4]沈荣华、史和平、刘杰.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模式与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1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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