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行政地区垄断总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联系着，产业结构趋同迫使地方政府为了地方最大化利益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市场竞争，产业结构趋同能够催生出行政地区垄断。同时由于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对行政地区垄断的打击力度相对不足，在客观上纵容了行政地区垄断。生产要素能够在同一市场中自由流通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行政地区垄断无疑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解决产业结构趋同背景下的行政地区垄断之道是创新法律制度即建立诱导地方政府发展地方优势产业的克拉克机制和加强打击行政地区垄断的省际诉讼模式。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趋同，行政地区垄断，反垄断法，克拉克机制，省际诉讼模式
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认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是一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换言之，一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然而，由于中国差异极大的区域性导致经济发展问题中都或多或少烙上了区域性的印记。[①]法国学者庞赛(Sandra Poncet)曾从量方面分析了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程度，指出1997年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为46%，较10年前提高了11%，得出了中国的“省际贸易障碍甚于欧盟”的结论。[②]这表明，现实中存在的行政地区垄断无疑是形成统一大市场的障碍。行政地区垄断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滥用行政权力设置市场壁垒，人为地削弱或限制地区外经营者的竞争力。对于行政地区垄断产生的原因，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已多有论述，但从产业结构趋同角度来分析的则不多。本文尝试对此问题作一探究，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以期能够弥补学者们研究中的不足，从而裨益于我国的反行政地区垄断事业。
一、产业结构趋同催生行政地区垄断
社会财富的增长离不开努力，努力的方式有两种，即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生产性努力是指社会成员为了获得收入而进行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分配性努力是指将别的社会成员已有的财富转化为自己财富的活动。[③]一个社会的经济能否发展，就在于能否刺激人们的生产性努力、克服人们的分配性努力[④]（生产性努力的增长意味着分配性努力被抑制）。鼓励生产性努力的最好方式是社会成员获得与其创造社会财富相匹配的收入，即界定和度量出正当利益的边界。众所周知，正当利益的界定和度量需要度量技术和度量衡来支撑。“市场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其费用越来越低廉的度量和界定人们利益的手段，因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励效果，生产性努力不断地增加。”[⑤]要想使得从事生产性努力的人们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努力成果，除了正确度量正当利益外，还得对其进行维护。市场制度是一种要求人们利益边界和正当利益边界相一致的制度，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从而要求充分竞争，生产要素自由流通，抑制或消除对分配性努力保证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经济中，分配性努力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就是度量价格（而非价值）的活动。价格在大多情况下是私人信息，卖方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从买方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种获得额外利润的行为实质上就是欺诈。但在竞争充分的条件下，由于各卖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使得其更加关注自身的信誉，价格成为公共信息。市场的竞争能否充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其一，交易频繁度和交易规模；其二，政府是否合理干预市场。在当今，交易频繁和交易规模较大，已不成为影响市场充分竞争的原因。故而，能够影响市场充分竞争的原因只有政府不合理地干预市场。限制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就是政府不合理地干预市场的具体体现。限制竞争意味着垄断。一般而言，垄断所导致的是分配性努力的增长，而非是生产性努力的增长，因为价格是垄断的私人信息。于是，市场经济蕴含着排斥政府不合理地干预市场的品格。
在我国行政地区管理界限尤其是省界内，因为经济政策和行政管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本来客观存在着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和互补性，各地应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地区优势反垄断法，发展与之相匹配的产业从而在协作中形成合力，进而实现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由于给地市政府追求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利润最大化，从地方的利益、短期利益甚至政治升迁出发，不顾自身资源禀赋，竞相发展时新的汽车、化工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导致各地产业同构、恶性竞争现象凸现”，[⑥]行政区域经济格局变形甚至是畸形。“魔鬼因上帝而存在”，这些现象的广泛存在只不过是我国经济区域性发展一个曲折反射而已。产业结构趋同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分割从而加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各地盲目重复建设导致企业利润水平降低，革新技术等投入不足从而缺乏竞争力。研究已表明：“地区行政垄断与产业同构上升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⑦]据此可以这样说，产业结构趋同可以催生行政地区垄断。那么，产业结构趋同是如何催生行政地区垄断的？本文将构建如下的模型来加以阐释和展现。
如果将讨论限于产业结构趋同背景下的由两个“行政地区”—— A、B两地构成的相互封锁的市场且A、B两地的产业都是棉花种植业和葡萄种植业，单位成本如下表所示，则分析会变得简化。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定，出售棉花和葡萄每单位价格的纳税率分别是 、 。由此A、B两地地方政府为了本行政区域内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其棉花和葡萄的种植量必须是或接近本地区市场的自由种植量，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种植棉花和葡萄的利润最大。下面以分析棉花为例（图１）。
图１
不妨设产品的单位市场需求函数为： ，A、B两地的棉花种植量分别为 、 。由于产品的单位需求函数中的 表示价格，因而A、B两地的棉花的社会收益（ ）和边际社会收益（ ）分别为[⑧]：
因为A、B两地产生每一单位的成本分别是 、 ，于是两地的社会成本（ ）和边际社会成本（ ）如下：
根据社会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利润最大的经济学原理，可求解出A、B两地的棉花的最有种植量分别是：
上面求解出的两地棉花种植量是在两地市场相互封锁下的，同时也是整个市场的最优需求（因为市场是由A、B两地构成的），因而市场的棉花最优需求量是 。在这一既定的市场最优需求量的规制下，如果A、B两地的棉花市场是相互对彼此开放的，很明显A地的在市场竞争中比B地要占优势（A地的价格是 ；B地是 ），经过竞争，最后的市场的价格则为。为了利润最大化，从种植量方面来看，B地种植量必须增加到 。这样就导致了B地的棉花种植量超过了原来的最优种植量，亏损 。相对应地，B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就减少了 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因此B地棉花种植企业和地方政府就有着强烈的不开放市场的要求。
同样分析，对于葡萄市场而言，A地不会对B地开放。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A地开放棉花市场，不开放葡萄市场；B地开放葡萄市场，不开放棉花市场。这样的开放格局，市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开放。但对于A地个人或企业而言，在B地购买葡萄比在本地购买葡萄的经济利益要明显优化。同样对于B地个人或企业而言，在A地购买棉花比在本地购买棉花的经济利益要明显优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市场会得到有效的开放。但我们必须明白，如前所分析的，若市场得到了真正的开放，会在短期内损害了A、B两地的地方政府利益和在竞争中出于劣势的企业的利益。于是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使得自己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极有可能在竞争中出于劣势的企业游说下采取行政权力限制或禁止外地优势产品进入本地市场等措施，从而行政地区垄断就顺势产生了。也就是说，在产业结构趋同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其行政边界内的最大化利益，从而出于保护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需要，往往会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因此催生出行政地区垄断。
1/4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