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分为两种意见：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归化)和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异化)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6年6月24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论翻译的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演讲。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真正引发归化、异化之争的是翻译文坛上的两位大家：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凡努蒂（Venuti）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读者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交流。而翻译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近二十年，翻译研究越来越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研究趋向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人们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如何把语言和文化连接起来，便变得很重要。
一．归化和异化的内涵
（一） 归化与异化
如何处理其中的文化因素，更好的传达信息呢？ 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意见：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归化)和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异化)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6年6月24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论翻译的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演讲，斯莱尔马赫说：“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然而，真正引发归化、异化之争的是翻译文坛上的两位大家：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凡努蒂（Venuti）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凡努蒂在1995年的论著（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中，将斯莱尔马赫的第一种方法称之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将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奈达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筑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式翻译理论体系，他的归化理论翻译理想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也就是归化。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异化则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语习惯。
例如：He had soon feltacquainted with all the rooms; and as to Miss Benner, he could not conceive anangelmore beautiful.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对该句中的比喻部分张经浩译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张玲、张扬译成“他再也想象不出会有比她更美的天使了”。前者句中出现了“天仙”这样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后者中则使用了“天使”这样一个明显西化的词语。显然，前者属于归化, 后者属于异化。
（二）直译和意译
提到归化和异化，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直译和意译。这两组概念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乔曾锐在《译论》一书中做了以下的论述：“在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译文刻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这种翻译方法叫直译。使用译文语言中功用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以代替原作中因两种语言不同而无法保留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做到虽失原作形貌，但从不同范围的上下文看，仍不失原作的内容而且与原作的风格相适应。这种翻译方法叫意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一，直译和意译讨论的是形式和内容，涉及的是语言；而归化与异化则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等更高的层次。二，直译意译是一种翻译方法，而归化、异化则是一种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是指导翻译方法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归化和异化包含直译和意译，层次不一样。直译和意译是归化和异化的萌芽。
二．中国翻译史的归化和异化
什么时候使用归化，什么时候使用异化呢？当代的国际翻译界兴起一股“异化”热，在中国，“异化”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者的肯定和追随。孙致礼预言“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笔者从中国翻译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说起，分析中国的翻译策略。
在古代，佛经翻译中便有“文质”之争。例如，东汉时期的翻译家支谦。他在改译《首楞严三昧经》，‘恐是越嫌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所异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合首楞严经记》）。改‘胡音’为汉意，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在支谦那里做的是比较彻底的。可见，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佛教普及化，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几位大翻译家。以林纾为例，他不懂外文，翻译只能“恃耳而屏目”，而且使用的是浅显的古文。所以他的翻译出现了许多的错误，比如它描写福尔摩斯“勃然大怒，拂袖而起”；《茶花女》中描写马克的衣饰，“可什米尔披肩”（Cachemire）等读者不熟悉的删去。从中可以看出，林纾的翻译无“异化”可言。但是，仍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很多人因为他的翻译而认识了西方小说。究其原因，可以说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读者是有关系的。译者看重的不是如何“忠于原著”，而是如何顺应当时的社会及文化趋势。
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的翻译文坛掀起了另一个高潮，其中，鲁迅充当了旗手的作用。他提出了“宁信儿不顺”的译法，明确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和“必须有异国情调”。他还指出：‘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笑话，吸收，……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论文格式。鲁迅的翻译思想使“异化”占据了主导之风。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想想吻合的，当时的翻译家试图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改造社会。但是，晦涩的文字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和批评。论文格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翻译事业进入了第三个高潮，大量的西方和前苏联作品被引进，这是与当时人们的精神需求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翻译思想的涌入，“异化”异军突起，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可见译界对异化的肯定和推崇。有些异化已经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爱情之箭、顾客是上帝、武装到牙齿、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说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汉语和文化。例如，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中出现多出异化。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95）
Man propose, Heaven dispose.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曹：156）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in nature, and ban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nt.’
至于才子佳人等书，…（曹：5）
As for the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 …
三．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从以上可以看出，当代翻译异化的力量。但是笔者认为，当代的中国翻译仍应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而不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
中国的翻译史告诉我们，从古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除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外，还有“读者群”。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跨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足以说明“读者”的重要性。论文格式。离了读者谈翻译是片面的。这便是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奈达认为，评价译本的优劣要看读者的反映是否与源语读者的反映大致相同。笔者不敢苟同Walter Benjamin的“翻译不是为了读者”这种观点，离了读者，翻译便没有意义,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理所当然都应当尽量替他们考虑。鲁迅更是将读者进行了划分：“甲，有很受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
当然，读者是动态的，历史时期不同，读者的素质也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来思想涌入，国人接受外来事物的能力日益增强，所以，翻译中应该带有一些异化的东西，丰富读者的思想和文化。但是，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作为整个读者群来讲，占据主体的还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他们接受外来文化的速度显然要慢一些。在当代翻译文学中，还没有一本完全运用异化进行翻译的作品获得人们的认可。
而且，任何事物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正如鲁迅所说的：“应该时常加写信的字眼，新的句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提倡异化的鲁迅的疑问也是通顺归化为主，其中的不顺和欧化还是少数。在当代中国，从读者的素质角度来考虑，翻译还是应该以归化为主，适当的加入一些异化成分，这样才能取得跨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笔者在这里建议翻译学者，能不能在研究文本的同时，对中国当代的读者群做一个研究，划出比较客观的层次和界限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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