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他不敢也不能想起丽扎韦塔，虽然他像剥夺阿廖娜的生命一样剥夺了她的生命，但这根本不是出于“拿破仑式”的英雄气概，只是犯罪的紧张情形下采用的自保手段，是完全自私的举动；另一方面他发觉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这件谋杀不过加重了他精神上的痛苦，没有解决急需的现实问题。这都加深了他对自己不属于“不平凡的人”的恐惧。此前作者用拉斯柯尔尼科夫帮助醉酒少女、并用仅有的钱多次救济马尔美拉陀夫一家等事，表明他具备怜悯、爱人的思想，别无所求的宗教潜质预示了他最终的皈依——即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法成为不平凡的人。作者用他的自白来解释不平凡的人的问题，“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这个行动。”[7]对全人类来说，人正与神正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但对于拉斯柯尔尼科夫，这种尝试打击了他本来纯善的心灵，是完全的个人悲剧。
2.存在意识
中介新娘在具备极强情节引导力的同时，却很难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中介”是连接二元对立双方的桥梁，失去了两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她们的行为必须具有对男性行为的寄生性，才能获得合情合法的地位。这尤以索尼雅的命运为甚，她走上堕落之路完全是因为马尔美拉陀夫的酗酒。作为父亲，他愧对索尼雅，但却无法戒酒，甚至偷窃仅有的家用。他边向拉斯柯尔尼科夫陈述罪过，边说自己“无路可走”。这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但结合他“他（上帝）将要审判一切人，并会宽恕他们……‘我所以收受他们，是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受之无愧的’……”的发言[8]，可以推测马尔美拉陀夫将自己的行为作为索尼雅赎罪并被宽恕的保障，如果索尼雅不能满足马尔美拉陀夫的需求，那么她的赎罪就没有完成。索尼雅只有寄生在马尔美拉陀夫的一切行为之上，才能最终获救。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有些相似，他拒绝拉祖米兴的翻译工作、又把母亲寄的钱送给别人，似乎想不依赖任何人，但他的经济和精神状况都不允许他自行谋生，这直接导致了他的谋杀。自首前，他已经意识到、或者他更倾向认为他犯罪的原因是“爱人”。他自身的寄生性使他对索尼雅的寄生特点恐惧而又同情，最终他解释道“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她的感情、她的愿望至少……”[9]此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宣布放弃自己的一切超人逻辑，寄生在索尼雅身上，想将自己的皈依作为索尼雅赎罪、受难的结束。至此，索尼雅由罪人变回了完整的人。她从前牺牲了一切权利和个人幸福，却最终通过拯救拉斯柯尔尼科夫拯救了自己。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马尔美拉陀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索尼雅不过是平凡的人，没有任何自救与救他的能力。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对自身发问，“她们都是可爱的人！她们为什么不哭？……她们牺牲一切……”[10]彻底说明社会对中介新娘的压迫之深，她们甚至不知道反抗，只能不提起可怕的现实，边出卖自己，边渴望救赎。中介新娘无法自杀，这不仅与宗教禁忌相关，更多的是对“没有自己的未来”的恐惧。索尼雅受尽侮辱，但如果她不继续这种生活，波列奇卡就会接替她继续。自杀既无助于补贴家用，又会连累其他人。在这些考虑中，索尼雅仍旧没有想过个人幸福，对她来说，赎罪和幸福的意义已经被生活的重压所模糊。她们的特性是牺牲，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都被紧紧压抑在救赎欲望之下，可以说这是困苦年代女性所能具备的最高美德，也可以说是残酷社会对她们人性的规划与泯灭。
参考文献：
[1]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184页。
[2]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4～175页。
[3]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2/2 首页 上一页 1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