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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垃圾》看战争的创伤和治疗

时间:2016-03-19  作者:李明娇
我走在街上时,会时不时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会掀开我的T恤,把我的秘密——纹身暴露给旁边的行人。无论天气多么酷热,我都不会解开所有的衣扣。当我洗澡时,我会很小心地锁上浴室的门,以防我出生在柬埔寨的媳妇会无意中瞥到我肚脐上的字眼。”虽然战俘营中的身体上的创伤早已忘却,但“我”身上的纹身对“我”战后的生活而言就如同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我”时刻担心“我”的秘密会被人发现,更加担心会因为这个纹身而无法跟家人过上正常的生活。

 

三.治愈创伤

从《战争垃圾》来看,小说主人公“我”的创伤治愈过程是伴随着我对创伤的经历和见证而发生的。“我”的创伤的治愈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将重点从人际关系疗法﹑知识疗法以及“我”的叙事疗法三个方面来阐释我的创伤治愈过程。

3.1人际关系疗法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创伤者觉得自己被剥夺权利或与外界关系的隔离。因而,治愈创伤首先应该授予创伤者以权利,并帮助创伤者重新建立他与外界的联系。创伤的治愈应该以丰富的人际关系为背景,孤立的状态无法实现创伤的治愈。

纵观整部小说,虽然身为战俘的“我”身心备受战争的摧残,但是因为有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相伴,战场上的“我”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我”所经历和见证的创伤也因此得到了适时的治疗。

家中老母以及未婚妻对“我”的牵挂和期盼,既能在“我”受到打击和经受创伤时给我安慰,又让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活下去。出征前夕未婚妻赠送的半根玉簪伴随着我度过了战俘营中的日日夜夜,用温馨的记忆和美好的幻想抚慰着我寂寞和痛苦的身心,一直鼓励着我力生求还的斗志。正因为怀着与母亲和未婚妻团员的希望,“我”才能忍受住战俘营生活的寂寞和痛苦,才能坚持到最后。除了亲情和爱情,战俘生活中的友情也是帮助我走出创伤﹑进而治愈创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除了我与战友白大建,善明等的友情之外,小说还单独用了整整一章(第四章)的篇幅讲述了“我”与格林医生的相遇和相识。这也是这部小说最长的一章。由此可见,友情在“我”的创伤治愈过程中起的作用是非同一般的。

在战俘集中营的医院,战友古树的受伤的腿在托马斯医生给动完手术之后因为溃烂而长满蛆的情景让我触目惊心,因此我坚持拒绝让托马斯医生给我的腿动手术。这才有了格林医生的出场。对于身负重伤的战俘集中营中的“我”而言,格林医生的出现便意味着一种安全感的建立。“新来的医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额头。我睁开眼睛,居然看到一个女医生。她看上去不到30岁,身材纤瘦,面容憔悴,她帽子上的徽章表明她是一个主治医生。她褐色的头发短而整齐地露出了帽子的边缘。她淡褐色的眼睛盯着我,眼中充满了和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用一口漂亮的汉语说道:‘我是格林医生,可以让我看看你的伤吗?’……她的手指在轻轻的触摸﹑按压着我的伤口。我感到她似乎把某种凉凉的﹑缓解疼痛的东西放在了我的伤口上,我不再感到那么痛了。”由此可见,对正在忍受病痛折磨和内心充满了恐惧的“我”而言,格林医生的出现就像是圣母玛利亚的再现,顿时让我产生了一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仅帮助我缓解了身体上的疼痛,而且还让我在绝望中见到了一丝希望。“她的出现让我感到很平静,似乎她就是被派来救我的。……‘你认为我还能走路么?’‘当然,我会治好你的,放心吧!’……她又轻轻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担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腿,你一定可以重新站起来的!’”能拥有格林医生如此细微的关心和帮助,战俘营中的“我”是多么的幸运!“看到我醒了,她对我笑了笑,说:‘一切进展得都很顺利。’她的话让我很放心。”动完手术之后,格林医生又帮助“我”练习走路,在她耐心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终于能够走路了!“‘你现在可以独自站起来了,非常好。我很高兴,加油,来,朝着我跨一步看看!’……‘来,加油,走一步看看!勇敢点,你可是个战场勇士啊!’……‘来,再试一次,别害怕,你行的!’”。我和格林医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的腿的治愈而结束,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和格林医生不再仅仅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而且还成了好朋友,在彼此之间建立了友情。经过几次闲聊之后,“我”和格林医生对彼此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我”又教格林医生中国书法,在“我”离开巨济岛之前,她不仅送了一支钢笔给我留作纪念,还特意给“我”开了一个医生证明,用来证明“我”至少在半年之内不能干重活。后来这个证明对我真的起了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我”与格林医生的相遇﹑相识到深厚友情的建立,是“我”可以治愈自己身体创伤的关键。除此之外,与格林医生的友情也让战俘集中营中的“我”拥有了安全感,在残酷而令人绝望的战争生活中找到了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前后经历和见证的心理创伤的愈合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3.2知识疗法

小说中多次提及学习英语这一事件,从“我”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学习英语知识对于创伤治疗的作用。战争刚开始不久,裴委员长就让“我”教我的战友们一些简单的英语,在漫天炮火的战场上,他们居然学得非常带劲,而且进步很快。“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用心地学这些他们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单词。天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被敌人杀死。敌军就在北面的两英里处。”“我猜想学习对于他们而言肯定代表着某种希望。至少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还有将来,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将来。他们对这个大千世界有限的认识和他们对死亡的迟钝反应给了他们求生的力量。他们强烈的学习欲望中折射出了他们对于生命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我深深地为这种精神所打动了。”学习代表着一种希望,代表着还有未来。有了希望,有了对未来的那份信念,眼前一切的创伤和痛苦都会因为对未来的这种信念而渐渐消逝。战争留下的创伤会被暂时性地遮蔽起来,甚至逐渐被淡忘。

对“我”而言,英语既是“我”学习的动力,又帮助“我”度过了战俘营中很多难熬的时光,对“我”在集中营生活中暂时性地走出创伤甚至最后治愈创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与伍德沃斯神父的相遇让“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本《圣经》,这种喜悦之情在“我”的叙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回帐篷的路上,我打开了包裹,看到了一本崭新的《圣经》,这真是太让人兴奋了!《圣经》是美国标准版的皮面装订本。帐篷里面太吵了,我便坐在外面开始读起了《创世纪》。…这半年以来,我没有接触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书,这让我对书的喜爱大打折扣。《圣经》的出现很即时,它里面的英语不难,我没有碰到不认识的单词。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我每天都可以读几页《圣经》了!”

总之,“我”对英语知识的渴求对于治疗“我”所经历和见证的创伤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抚慰了备受战俘生活折磨的“我”的孤独和寂寞,而且还让“我”在战火连天的令人绝望的战争生活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最后,“我”甚至还用英语写出了自己三年战俘生活的经历,讲出了自己经历的创伤和见证的历史,从而通过自己的叙事真正走出了创伤。

3.3叙事疗法

与所有的叙事一样,创伤叙事首先具有认识论的价值,我们在叙事中把握了生命中令人惊悸或疼痛的时刻,为它赋予了意义,如阿多诺所说“让苦难有出声的机会,是一切真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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