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裔美国作家哈金在美国文坛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其长篇小说《战争垃圾》在相继入选《纽约时报》2004年年度好书和2005年度环太平洋桐山文学奖决定名单之后，又于2005年再度获得美国笔会/福克纳文学奖。小说获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哈金独具慧眼的选材角度和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以回忆录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朝鲜战争战俘的一部创伤史。本文试图从创伤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小说主人公“我”所经历﹑见证的创伤以及“我”的创伤愈合过程,最终揭露出这场战争的虚伪，荒谬以及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
论文关键词：创伤,见证创伤,创伤治疗,创伤叙事
一．创伤研究概述
创伤经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每个个体在成长的经历中都会受到伤害——一次分离﹑一场与死亡遭遇的疾病﹑身体的伤痛﹑精神的苦难……根据《韦氏第3版新国际英语足本词典》的定义，创伤是指“由于使用外部暴力而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能导致受害者行为或情绪混乱心理或情感上的压力或打击，以及由这种身体上的伤害或心理上的压力而导致的精神和心理上的震惊。”早期最有影响的创伤研究者皮埃尔·热奈认为，“自我意识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关键。一个人过去的经历与他对现状的准确的感知直接决定这个人是否能够对精神上的压力做出适当的反应。对过去经历的记忆的合适的分类和完善使得人们能够形成不同的认知结构，这些框架能够帮助他们面对相应的挑战。然而，在创伤的经历和强烈情感的折磨下，人们无法把他们的那些恐怖的经历与现有的认知结构一一对应，他们的记忆也因此而游离于他们的意识和自我控制之间。当病人无法将他们的创伤经历融入到他们个人意识的整体框架中时，创伤者便依恋于这种创伤，这种依恋将会逐渐腐蚀病人的心理健康。”在《歇斯特里症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说：“歇斯特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回忆---创伤经历总是萦绕着病人，创伤经历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使病人依恋于他的创伤。”Dori Laub，另一位著名的当代创伤理论家，以类似的方式对创伤做出了阐释。他强调“创伤的幸存者不是跟过去的记忆一起生活着，而是跟一个没有结尾，没有结局的事件一起生活着，对于创伤的幸存者而言，这个事件会继续发展到现在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体现。幸存者虽然得以幸存，但是在日后的生活中仍然为这种创伤所困。”
创伤有多种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有三种：歇斯底里症，“炮弹休克症”---即战争中由于炮弹爆炸而导致的士兵的精神错论或精神崩溃，以及由于强奸，乱伦或家庭暴力而导致的心里创伤综合症。
对于创伤的治疗，热奈建议治愈创伤的关键在于把创伤的记忆转化成个人叙事。19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者们也发现当创伤记忆以及伴随创伤记忆的一些强烈的感情能够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时，歇斯特里症的一些症状也会有所减轻。Dori Laub在阐释创伤的同时，也对创伤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方案。“建构一种叙事，重建一种历史，使创伤事件得以外在化当一个人能先置身事外地清晰地用文字来表达这个故事而后接受这个故事时，”这种创伤事件的外在化才能得以实现并产生效果。
二．见证创伤
《战争垃圾》是一部回忆录式的小说。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已届古稀的退休英语教师，“我”历过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多次巨大的变迁，而“我”深埋心底的最最痛苦的记忆，是年轻时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因受伤成了美军的战俘后在战俘营里的三年。
小说通过主人公“我”的回忆式的叙述，让读者见证并间接体验了“我”在两个层面上经历和见证的创伤：作为战俘的“我”在朝鲜战争战场上所经历和见证的战争创伤和政治创伤。
2.1战争创伤
“我”的创伤经历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战争刚刚开始，我就见证了战友唐晶（Tang Jing）所经历的“炮弹休克症”。“唐晶张开了嘴巴却没有发出声音，他全身颤抖着，说不出话。医生给他检查了体温和脉搏，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个医生，两个医生又一起给他做了检查，发现除了体温稍微有点偏高之外其他一切都很正常。于是，他们一致认为他是患了‘炮弹休克症’。‘炮弹休克症，他精神错乱了。’李医生说。‘我不信，他的身体如此健壮，怎么会这么容易就神经错落了？’我们师的军官都因为死亡的士兵和损失的军需品而惋惜，而最让我震惊的却是唐晶的事。一个星期以来，他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从没想到一个人的精神是这么地容易被打垮。”如果说唐晶是亲身经历了“炮弹休克症”的话，那么叙事者“我”就是亲眼见证了这次创伤的起因和结果。一个身体如此健壮的军官在战争创伤面前，竟然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另外，在“我”看来，这场残酷而又毫无意义的战争不仅让战俘饱经创伤的折磨，而且还借此把战俘们变成了战争的垃圾。作者把小说的题目定为“战争垃圾”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反战态度，而且还揭露除了战争的荒谬和对人性的摧残。“另一方面，新收容所的伤员比其他收容所的要多得多，缺胳膊的，瞎眼的；由于凝固汽油弹的轰炸而没了头发，缺了耳朵，少了鼻子的；借助手势语来进行交流的聋子；借着拐杖和木制的假腿而到处走动的瘸子……看到他们，我不禁黯然伤神：没有国家会收留象他们这样残缺不全的人，他们只是一堆战争垃圾，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回到中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只能跟着共产党回去。”这些士兵们曾经怀着“保家卫国”的热情和信念参加了这场战争，然而结果却是, 战争过后，他们成了身心都不健全的战争垃圾。他们这样的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对于国家，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成为一种负担。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们，即使他们回到中国，他们的生活也会因为自己身体的不健全而拥有诸多的不便，他们不仅要想办法去面对身体上的创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设法让自己走出心灵的创伤。
2.2政治创伤
在国民党操控的战俘集中营中，存在两种政治信仰——国民党和共产党。战俘营中对待持有两种不同政治信仰的战俘的不同态度和待遇在“筛选”一章体现得尤为明显。坚守共产党信仰的刘武深因为拒绝到台湾去，被亲美派的刘泰安当众割去了胳膊上那块纹又国民党徽章的肉。这种因为国共两党之争而引发的变相的暴力不仅给“我”和“我”的战友带来了身体上的创伤，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它让“我们”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充满了危机感的同时，还让“我们”对于未来充满了迷茫——到底“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的未来到底在何方？
一直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我”也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转夜之间，“我”身上被人纹上了“去他妈的共产主义！”的字样。这个纹身让同“我”一样有共产党信仰的士兵遭受了永生难忘的政治创伤。这种政治创伤对“我”后来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纹身让我不寒而栗。带着这样的纹身，我又怎么能回到中国？”这个创伤成为了“我”永生难言的秘密。“在我的肚脐下方有一排英文字母‘FUCK…U…S…’,这些点点所覆盖的皮肤看上去像烧伤的伤疤……现在我站在这儿，对我而言，纹身已不再像昔日那样有吸引力。相反，它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两周前我在亚特兰大过海关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生怕那个声音沙哑而颇为和善的海关官员会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让我脱下衣服来检查。这个纹身是很有可能让我进不了美国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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