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宠儿》与女性哥特。采用“女性哥特”体裁。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遭受的创伤和追求自由的坚强。塞丝、丹芙和保罗·D也完成了各自的觉醒。
论文关键词：《宠儿》，女性哥特，创伤，觉醒
一、《宠儿》与女性哥特
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她拥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黑人妇女问题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长篇小说《宠儿》以一个黑人母亲的角度折射出种族冲突中女性内心极端的爱与恨。故事是在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回忆中展开的。女主人公塞丝（Sethe）曾是奴隶，十八年前因不堪忍受奴隶主“家庭教师”的虐待带着孩子从奴隶制庄园“甜蜜之家”逃到俄亥俄州。二十八天后，奴隶主追踪而来。为了不让孩子成为奴隶，绝望的塞丝试图杀死自己的四个孩子，但只锯断了一个女儿的喉咙。出狱后，她与女儿丹芙生活在蓝石路124号。一天，“甜蜜之家”当年的奴隶保罗·D来到她家，揭开了尘封多年的过去。不久，塞丝杀死的女儿宠儿还魂重返人间，来到124号，不择手段地榨取塞丝的爱，扰乱了她刚刚回暖的生活。最终，在黑人社区的帮助下，宠儿被赶出了124号，塞丝、丹芙和保罗·D也完成了各自的觉醒创伤，从过去的阴霾中走出来。莫里森的小说《宠儿》承继了哥特文学的典型特征：沉重的复仇主题，封闭的古堡式建筑，阴森的鬼魂······同时，莫里森将女性独特的感受与哥特文学相结合，采用“女性哥特”体裁，表现了黑人女性在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双重压迫下的内心创伤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哥特”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埃伦·莫尔斯(EllenMoers)的《文学女性：伟大的作家》一书中。在莫尔斯看来，“女性哥特”即“女作家以[哥特]这种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1]它被阐释为体现以男权为主导的性别身份对女性个体造成影响的有效载体。莫尔斯认为“女性哥特”中的恐惧来源于女性对自身性别身份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同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特有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并影响到女性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与传统哥特文学相比，“女性哥特”从一开始就注重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弱化了超自然因素，它强调给女性带来焦虑和恐惧的原因不是非人的神秘力量也并非家族的罪恶史，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源于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中女性遭受的压迫和虐待。
二、《宠儿》中的女性哥特
毫无疑问，饱受压迫但积极抗争的女性形象、复仇的鬼魂、恐怖封闭的环境、爱与恨的激烈冲突等因素将《宠儿》归入女性哥特体裁。莫里森通过运用这些因素创造了独特的写作风格，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遭受的创伤和追求自由的坚强，深化了小说主题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女性哥特人物——塞丝和宠儿
与传统哥特文学相比，女性哥特作家关注的是受压迫和禁锢的女性形象，而不是将其看成传统文学中男性英雄的附庸。女性软弱、次要的形象被颠覆，她们在苦难中逐渐成熟，逐步完成自我构建。“作者[莫里森]改用了西方创痛成长小说的模式，将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传统成长小说变成刻画黑人女性成长过程的小说。”[2]根据赫费勒 (Hoeveler) 在《女性哥特主义》中的观点，女性哥特小说中至少有一个女主角，并且女主角通常无所依靠，孤身一人在男权的压迫与折磨中寻求生存与解放。因此，女主角通常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父权制的受害者，她脆弱、无力、压抑，饱受男性的压迫和欺凌；另一方面，她是勇敢的斗士，她不满于受压迫的现状，敢于向社会禁忌抗争。这种“两面性”通常是女性哥特小说关注的焦点。《宠儿》的女主角塞丝就是一个集受害者和抗争者双重身份的典型人物。塞丝的悲剧在于她既是奴隶又是女性，因为父权对于女性的迫害在奴隶制下实现了最大化。
种植园主加纳是一位开明的奴隶主创伤，能善待奴隶。但他死后，加纳太太请了她弟弟“家庭老师”来管理，“甜蜜之家”从此变成地狱。“家庭教师”和他的两个侄子凶狠残暴，滥施暴行：他们在奴隶身上做实验，研究奴隶的“动物属性”和“人的属性”，甚至抢走了塞丝的奶水。对于女性，奶水是母性的象征，最为神圣。但塞丝对于这种欺凌和压迫无力反抗，只能任由奴隶主践踏自己的自尊、剥夺自己的母性。“我塞满了他妈的两个长着青苔般牙齿的家伙，一个吮着我的乳房，另一个摁着我，他们那知书达礼的老师一般看着一边作记录。”[3]深受伤害的塞丝将“家庭老师”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加纳太太，但在男人统治的奴隶制下，身为庄园女主人的加纳也无能无力，只能为这种暴行暗暗垂泪。塞丝的告密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尽管当时怀了身孕，她仍然挨了“家庭教师”一顿疯狂的鞭打，差点丧命；她的背上也永远留下了耻辱的疤痕。但身体上的伤痕远不及心灵上的创伤深，这些心灵上的旧疤纠缠了塞丝一辈子。奴隶们不堪忍受奴隶主的肆意虐待，计划集体逃跑，但不幸事发。黑奴黑尔被活活烧死，保罗·D被卖到另一个奴隶种植园，后来因“企图杀人”被判入狱，发配到佐治亚州。只有塞丝逃了出来，来到124号与婆婆巴比·萨格斯团聚。莫尔斯认为，旅程对于女主角来说是必要的，那是她走向成熟和独立的必经之路。在男权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只能追逐男性的脚步。因此，当初塞丝的逃跑是由西科索和黑尔负责，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甜蜜之家’外面有什么，以及怎么出去”。[4]但逃跑计划的流产使得塞丝第一次有机会迈向外部世界，独立自主决定和完成一件事。对于怀孕六个月的塞丝，逃跑途中的艰辛与挑战可想而知：她全身浮肿创伤，关节僵硬，还要忍受着胎动带来的疼痛；她的双脚不能走路，她就坚持爬，她甚至在逃跑过程中坚强地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丹芙。塞丝在旅途中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勇敢，实现了主体意识的初次觉醒：“我成功了。我把大家都弄了出来。而且没靠黑尔。到那时为止，那是唯一一件我自己干成的事。”[5]
哥特小说中不乏暴力、血腥和恐怖的场景，以达到阴郁、骇人的哥特效果，女性哥特小说也不例外。《宠儿》的核心情节是杀婴事件，并且孩子是被自己的母亲杀害。血淋淋的锯子、倒提着的婴儿的腿、满地的血···所有这些骇人场景都显示了塞丝的绝望和疯狂。而塞丝如此决绝的举动都源于在“甜蜜之家”所遭受的创伤：奶水被抢走体现了她自尊和母性的丧失，残酷的鞭打则彻底打碎了她对人性的期望。在逃到124号度过28天自由生活之后，学校老师的追捕终于使她崩溃，苏醒的主体意识在重压之下爆发出来，让塞丝成为主动的抗争者，导致了杀婴的悲剧。塞丝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孩子被带回“甜蜜之家”，必定会继承奴隶的悲剧命运，必定会在奴隶制和父权制的压迫下过着最为悲惨的生活。因此，当家庭教师要将她们带回种植园，她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她宁愿亲手杀死自己女儿，宁愿面对法律制裁和世俗道德的批判，宁愿在124号孤寂地生活十八年，也不愿自己的女儿被别人衡量究竟是“动物属性”大一些，还是“人类属性”大一些。由此，“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杀婴’这一残忍的‘能指’行为表示的不是人性的泯灭，而是深厚的母爱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6]父权制和奴隶制给黑人奴隶特别是女性黑人奴隶的身心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莫里森通过塑造塞丝这一形象，展示了黑人女性在父权制和奴隶制重压下的脆弱以及追求自由和未来的坚韧和顽强。
四处游荡的鬼魂和超自然现象是哥特小说的典型因素，使得小说笼罩在神秘和恐怖的氛围中。《宠儿》之所以被归为女性哥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超自然因素的运用。小说中另一女性角色宠儿是一个与活人世界纠缠了十八年的鬼魂，也是塞丝遭受的心灵创伤的外化。作为鬼魂，宠儿是可悲的存在：她从未得到过母爱，因而被母亲杀害后不愿离去。起初她比较“弱小”，只能通过在蛋糕上印出小手掌印等孩子气的动作来宣告自己的存在。但塞丝因为害怕面对过去，对她一直采取无视和回避的态度。作为鬼魂创伤，宠儿是可怕的存在。十几年来，她对于爱的渴求一直没有被满足，她因此变得越发愤怒甚至怨毒。作为塞丝惨痛经历的集中表现，宠儿与塞丝心中深埋的往事一样，虽然被塞丝强制压抑在心灵深处，但一直蠢蠢欲动，伺机占领塞丝的生活。最终，她通过借尸还魂来到塞丝身边，不择手段地向她索债。
杀婴事件之后，塞丝生活在因极度震惊造成的麻木状态中。她每天都试图忘记过去，以此来逃避心中悲伤、愤怒、内疚等各种交织的情感对她的折磨。这种自我压抑机制使得她的记忆力和感情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了她的意志。但一味消极逃避创伤并不能让过去真正消失，因为“有些东西你会忘记。有些东西你永远也忘不了。”[7]随着时间流逝，随着保罗·D和宠儿相继出现，潜藏在塞丝心中的痛苦回忆再也无法抑制，渐渐显现出来。宠儿以人类实体的出现迫使塞丝走出消极状态，直面过去的创伤。当塞丝认定宠儿是自己死去女儿的鬼魂附体，就心甘情愿地伺候她，以博取她的欢心。尽管塞丝极力逃避过去，但在宠儿的要求下，她不得不重温痛苦的往事，回顾曾被奴隶制折磨的支离破碎的自我。最终，在这种痛苦的自我回顾中，在社区的帮助下，塞丝重新进行主体定位，找回了自我。莫里森在小说中使用了“重新回忆”(rememory)一词，表达了她对于黑人奴隶如何摆脱创伤的看法：逃避不能回归正常生活，只有“重新记忆”、直面和重组过去， 黑人奴隶才能迎向和创造美好未来。因为“有意识的‘重新记忆’意味着重构过去。通过动态性质的‘重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时间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8]“[女性哥特]作者想通过女性哥特人物向广大读者传达：父权制就是一个庞大的暴力组织，女性为了自保，必须想方设法获得自己的武器。”[9]《宠儿》中奴隶制就是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它比一般的父权制更加残酷和可怕，女性在受到性别压迫的同时还要承受来自种族冲突的压力，因此她们要获得解放必须经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莫里森赋予了黑人女性有力的武器创伤，那就是她们通过自我探索、通过直面、重构过去充分唤醒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反抗奴隶制的迫害和驱走内心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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