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人生》在八十年代初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读者的态度从对高加林离乡的批判到对作者“恋土情节”的批判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本文试通过对高加林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的分析，探讨当今农村青年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
论文关键词：高加林,城市化,选择
《人生》是路遥的成名作，写于1981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以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城乡交叉地带”为活动背景，以主人公高加林“归乡——离乡——再归乡”的结构为框架，讲述一位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努力跻身城市文化、要求获得身份认同却最终失败的人生悲剧。
一、城市化进程中高加林的尴尬处境
1.“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城乡二元分化
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城市化建设。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各个方面迅速发展。而农村继续着千百年来传统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二元对立的结构使城乡经济各自在一个相对独立且封闭的系统内运行。城市文明所显现出来的优越性使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农民为根本的农耕文明的主体地位迅速被取代。不同于农村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以家长制和家族制度为主体的文化秩序和伦理规约，城市较之农村的更为自由更为开放的文化氛围不断地告诉无数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高加林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接触到城市的。他第一次“进城”时的身份是一个求知的学生，这种单纯的身份给他造成一种假象——不论出身如何，知识可以让人们平等，城市是欢迎“我”的。这个时候高加林与黄亚萍的密切关系使高加林立足城市的梦想得到初步验证。黄亚萍作为位地地道道的城市人，她没有亲近商业局局长的儿子，而是选择与眼界开阔热爱读书的高加林在一起讨论交流。这三年的时间向高加林证实了城市的优越，他看到在城市里生活他也就可以不用再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土地的“奴隶”了。这是高加林初步寻求城市认同的体验。
2.“家里的世界很无奈”——农村中的“丛林法则”
高中时代结束，高加林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他别无选择地带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对城市的向往回到了自己出身的农村，进入了“归乡”的阶段。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高加林回到家乡当民办教师。这样他还能间接地和文化发生着关系，还能以知识分子自居。他的内心深处还依然存有在城市中做一位脑力劳动者的梦想。
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高加林经历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首先是他“失业”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既不用参加劳动还能拿到全劳力工分的职位，在村里人看来还是一个“肥缺”。高加林这样无权无势的小个人在集权的中国农村毫无权力话语，所以他在家乡当民办教师的资格轻而易举地被大队书记的儿子取代了。农村中存在的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让高加林忍无可忍又无可奈何。失业的打击让高加林清醒的认识到农村中有着自己无法改变的等级结构和权利压抑。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更坚定了高加林去城市闯一番事业的决心。“卖蒸馍”的羞赧让高加林认识到自己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憨头憨脑可以随意开口叫卖的农村小伙了”；“卫生革命”的坎坷让高加林体会到在农村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村民得不到最起码的信任和应有的平等；“拉粪”的屈辱让高加林感受到作为一个农村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的地位和身份。“过去那些向往和追求的意念，又逐渐在他心中复活。他现在又强烈地产生了要离开高家村，到外面去当个工人或者干部的想法”[1]。这许多的挫折经历激怒了高加林，“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2]
3.“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城市认同的失败
就在高加林想在城市中证明自己的时候，高加林的叔叔转业到当地地区专属劳动局做局长。高加林糊里糊涂地被别人安排在县委大院当上了通讯干事。此时，高加林进入了“离乡”的人生阶段。
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国家干部来到城市的，他对于城市有一定的话语权。一位本县的引人注目的记者，一个篮球场上的运动健将，高加林很快成了城市的明星。他在爱情的抉择上选择了黄亚萍放弃了巧珍，把自己与农村最后一根联系的纽带剪断了。他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已经完全城市化了。高加林本以为这就是自己以后的身份定位，他获得了城市的认同。乐极生悲，黄亚萍的准婆婆揭发了高加林通过走后门而进入城市的黑幕，高加林又一次别无选择的回到了农村，又一次“归乡”。
二、进城抑或是归乡——《人生》的选择
1.“当时只道是寻常”——路遥的恋土情节
城市最终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把高加林遣送他回到了生长地——农村。作者这样安排故事，很多评论家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路遥心中难以磨灭的“恋土情节”。的确，路遥曾经说过：任何一个出生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3]路遥作为一个出生于黄土高原，熏染着农民气质的作家，他总是以赤诚之心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态，并且也将自己深深地融入其中。但时代的潮流、现代化的优越性又要求路遥走出乡村，迫使他在返乡与进城之间做出了痛苦的选择。
在这样两难的选择中，作者为高加林选择了回归乡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评论文章指责《人生》的精神跌落，认为作者在传统道德价值观的驱动下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义。但是，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道：“高加林当时的生活出路，不仅我无法回答，恐怕政治家也未见得有高明的回答。站在今天来阔谈高加林的这一问题当然容易，连街头卖菜的大娘都知道他未必就一定要回到土地上去——何必要摆出一副事后诸葛亮的架势来郑重‘指出’。”[4]
可以看出在当时作者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那么为什么作者当时别无选择要高加林回到土地上去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点。
首先，作者路遥是受到那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的。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未转变，很多人认为庄稼人就应该本本分分地守着土地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在人们看来，有着城市梦想的庄稼人不是“过光景”的，他们贪图的是城市的繁华安逸，对于城市的向往是对劳动的逃避。这样的奢望是不实在的，是被村里人排斥和鄙夷的。这样的时代大环境潜移默化的支配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观念。
其次，当时中国不合理的户籍制度牵制了高加林。自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制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这个身份的束缚。
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加林是在城市中打拼未来还是回到从小生长的农村做一个勤劳务实的农民，实在令作者为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农民是被限制在土地上的，一旦离开土地将何去何从，无论到哪里都是流亡。考虑到这样的现实，并且在“恋土情节”驱动下，作者安排高加林回到了农村。但是作者又指出这并非高加林的结局，他还为高加林留出了一个可能的前途。在作者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城市为这些农村知识分子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才干。
2.“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当今农村青年的选择
如果高加林生活在现在，正如作者所说，新一代“高加林”是不会回去的。一方面是农民摆脱了对于土地的依附，有了自由流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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