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宠儿》中人物象征意义的研究综述，从对奴隶制和黑人苦难过去的控诉，杀婴以及自由和母爱主题，女性主体性主题这三个方面分析了《宠儿》中的主题，并对主要人物进行了剖析：宠儿的多重身份和对宠儿身份及其象征意义的间接揭示，以及对塞丝和保罗·D的人物分析，提出了对宠儿中人物的象征意义研究突破了其象征人的局限，而是象征物即黑人悲惨的过去。
论文关键词：托妮·莫里森,《宠儿》,人物,象征意义
《宠儿》是非洲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经过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于198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并荣获1998年普利策奖。这部小说的问世在美国文学界，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轰动。《洛杉矶时报》称之为“不能想象少了它的……美国文学一部杰作。”《纽约时报》也评论说“充满魔力……一部非凡之作。” 1990年，该小说在中国有了第一本全译本。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进一步奠定了托妮·莫里森作为“自己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的地位。”《宠儿》以其史诗般的语言，极为深刻的主题，难以预料的故事情节以及非同寻常的结构被誉为美国文学的里程碑，成为我国国内许多学者研究美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作品。十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分别从荒诞派文学角度，魔幻现实主义角度，话语角度等方面分析《宠儿》的创作手法，小说紧凑的情节和不断变换的叙事角度也引起了学者们对其叙事策略的极大关注。
《宠儿》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 世纪50 年代,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女黑奴携子女从肯坦基的奴隶庄园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奴隶主循踪而至,为了使儿女不再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抄起一把斧子,毅然决定为他们选择死亡。但只来得及杀死一个女儿,就被奴隶主捕获。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托妮·莫里森在为兰登书屋编辑反映黑人长达三百年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史的文献汇编《黑人之书》(1974)时接触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极想为深受罪恶的奴隶制精神残害的黑奴们写一部心灵史。在《宠儿》这部小说中，作者不断更换叙事角度使小说像一曲错综交杂的乐章，尽显唯美。作者含蓄的语言使这部旨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小说摒弃了说教式的控诉，而以陈述式的缓慢语调将故事娓娓道来，让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了黑奴多舛的悲苦命运，为他们的不幸而愤慨。从1997年至今，各专家学者对其主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诠释，分别有对奴隶制和黑人苦难过去的控诉，自由和母爱主题以及女性主题等等。这部“史诗般”的巨著寓意深刻，有待更深入地挖掘。人物是小说的关键因素，以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剖析为切入点来探讨小说主题有着无可厚非的重要性，各专家学者也对小说人物的剖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下是1997-2008年间对《宠儿》的主题和对宠儿中人物分析的研究成果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
一、《宠儿》主题
1、对奴隶制和黑人苦难过去的控诉
莫里森在小说扉页写道“献给6000万甚至更多”，这一方面是告慰六千多万死去黑人的亡灵，另一方面也旨在令现在读者深谙奴隶制社会的残忍和黑人奴隶的悲惨遭遇。王秀杰（2006）在其《难以忘怀的过去---谈莫里森的<宠儿>》一文中从“杀女”，“魂归”，“偿爱”三个故事发展阶段来阐述无论是塞丝还是宠儿都无法忘记那个黑暗的过去。塞丝杀女是其畏惧过去的表现，不忍心让自己的子女再受奴役之苦；宠儿还魂阳间是为讨回过去的爱债，因而不惜一切代价霸占着塞丝，而塞丝也因内疚和母爱的驱使对宠儿百依百顺，以此来“弥补过去”，却被“女儿的复仇遣返与过去”，精神濒临崩溃。王秀杰认为过于黑暗的奴隶制对他们造成肉体上的、精神上的和感情上的劫掠，让他们无法忘记过去且最终都成为过去的奴隶。
陈洁（2004）在其《奴隶制度的“后遗症”和历史创伤的愈合—托尼·莫里森<宠儿>简析》一文中从奴隶制“对个人的影响”、“对家庭的影响”、“对黑人社区的影响”以及“创伤的愈合”四个角度揭示了奴隶制度留下的“后遗症”给黑人个体、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危害性。奴隶制度不仅给黑人造成肉体上的，更是心灵上的创伤，给曾为奴隶的黑人自我观念上带来负面影响。《宠儿》这部小说中，在道德方面所进行的批判，唯一明确的就是对各式各样的奴隶制的谴责，最值得注意的是，奴隶制给塞丝带来的恐惧和绝望，间接引发了她的杀婴行为。
2、杀婴以及自由和母爱主题
西方文学史和人类学显示,母亲杀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的每个时期和世界的每一种文化中普遍存在，有其独特的社会根源。吴秀芳（2006）在其《传统杀婴母题的继承和重构：托尼·莫里森<宠儿>新解读》中指出莫里森继承了传统的母亲杀婴这一母题，来揭示罪恶奴隶制的无穷贻害，黑人失去了做人的正当权利，人与人之间的爱只能通过扭曲的方式来表达，引起了世人对黑人的苦难、爱、神秘、性、暴力方面的关注，并阐明了杀婴行为是蓄奴制下黑人反对白人压迫采取的不得已手段。
王秀杰对《宠儿》持的是一种悲观的态度，黑人无法摆脱悲惨的过去，而章汝雯则在她的《托尼·莫里森<宠儿>中自由和母爱主题》一文中表达了对黑人民族殷切的希望。她从自由和母爱两个方面入手，分析质朴而日益成熟的黑人民族是如何为自己的权利作斗争的。老一代黑奴贝比·萨格斯虽对白人恨之入骨，但未做出任何行动。而她的儿子黑尔却极具洞察力，不仅赎买出了母亲还帮助妻子塞丝及其子女出逃。塞丝更是追求自由的黑奴的典型代表。保罗·D也在争取自由方面表现出了深刻的觉悟。对于母爱，塞丝更是超越了老一代黑奴贝比·萨格斯。后者无法为其子女摆脱奴役命运，而塞丝在为子女争取自由上展现出了极大的能动性。一个普通女黑奴—塞丝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根深蒂固的奴隶制度前，没有别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摧残、奴役，只能将孩子“送到上帝那去”才能保证她的安全，这是她唯一的选择。表达了女黑奴独特而浑厚的母爱，而她对母爱的表达完全是出于一个女黑奴对自由地理解和追求。
3、女性主体性主题
托妮·莫里森坚称自己为“黑人女作家”，这一“黑人”加“女性”的双重弱势群体身份，让莫里森对如何振兴黑人民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蒋欣欣(2002)在她的《黑人女性主题的建构---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一文中通过塞丝主体性的缺失，主体性的觉醒，主体性的深化和主体性的拓展四个方面论述了“构建和完善自身的主体性是身处边缘的弱势群体或少数种裔向中心递进的共同策略”。奴隶虽具有人的人类学特征但未必具有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即主体性。莫里森采用新奴隶叙述方法，深入挖掘奴隶制造成的心灵创伤以修正历史记忆，正视民族苦难史，同时揭示了“黑人权力”，以及“女性群体的姐妹情谊”在黑人主体性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呼吁黑人同胞只有不忘自身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
莫里森在对否定女性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和抗议之后,力图表现新的女性观念和新的女性价值,塑造了一系列摆脱传统观念、挣脱精神枷锁、追求自我发展的新黑人女性形象,突出表现了黑人女性自救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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