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冯内古特在《冠军早餐》中通过刻画屈鲁特、德威恩和斯都奇三位无深度人物形象，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毒害，表达了他作为一名文化清道夫对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建设一种真正人道、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的美好愿望。
论文关键词：《冠军早餐》，无深度人物形象，自由意志的消逝
西方著名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ricJameson，1934~）曾借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在古典资本主义及传统核心家庭的社会文化统治下，人的‘主体’曾经一度被置于万事的中心；但一旦身处今日世界，在官僚架构雄霸社会的情况下，‘主体’已无法支持下去，而必然会在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网络中瓦解、消逝”[1] 448。主体的瓦解其实就意味着自由意志的消逝，因为从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我思故我在”的主体论到洛克（JohnLocke，1632~1704）的“自由意志论”，再到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的“意志决定论”，都一脉相承地将自由意志作为主体的内在要求或本质特征。美国当代文化先锋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1922~2007）在他的小说《冠军早餐》中，通过对作家屈鲁特、汽车经销商德威恩和故事叙述者斯都奇这三个无深度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后现代无深度文化下个体自由意志消逝的悲剧。本文将从屈鲁特推广自由意志失败、德威恩追求自由意志未果反而精神失常、斯都奇作为小说创作者对角色控制权的减弱及其作为小说叙述者语气中所显示的个人情感的消逝这三方面着手，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个体的自由意志的毒害和冯内古特作为一名文化清道夫对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建设一种真正人道、和谐、健康的社会文化的美好愿望。
一、屈鲁特的自由意志之恸
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基戈尔·屈鲁特屡屡在作品中针砭社会现实，企图通过文字推广自己的各种人文思想，但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的后现代无深度文化氛围却最终让他的自由意志渐渐消逝。首先，他的作品长期遭到无深度商业文化的亵渎：尽管他经常为自己的创作披上科幻或嬉皮式外衣，以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和接受他对于当代社会的种种反思，但出版商们仍然把他的文字作为“书籍和杂志刊登的淫秽图片之间的填充”[2] 18；他的小说题目也经常被更改成淫秽题目或被淫秽图片所遮挡；读者们花大价钱购买他的书籍并非为了欣赏其中的文字和思想，而是为了寻找“穿内裤的女人”[2] 40。其次文学艺术论文，屈鲁特本人也没有得到社会对于一名作家应有的尊重。出版商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他，可以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找到登出来的东西”，也“不寄给他刊用了他的稿子的书籍和杂志的赠阅本” [2] 18，他们只寄给他“大钱”，而这所谓的“大钱”却远远不足以让他养活自己。迫于生计，他还不得不在写作之余从事安装铝合金门窗和幕墙的生意。作品被亵渎，作家的身份得不到尊重，屈鲁特的自由意志便渐渐消逝了。我们可以从他自信的丧失、环保意识的减弱和对艺术的热情的消逝三方面来分析他的自由意志之恸以及冯内古特对于后现代无深度文化的批判。
纵观整篇小说，我们几乎不能在成年后的屈鲁特身上发现任何自信。当他收到他唯一的粉丝——一位四十多岁的百万富翁寄给他的唯一一封崇拜信时，他当即猜想写信的人是一名十四岁的不谙世事的孩童，因为他难以相信有人会把他比作美国总统，并称他写出了史上最伟大的英语小说。而来自密德兰市艺术节的一份普通邀请函居然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自认为是一个“不幸的失败者”，去艺术节的唯一用处就是“让他们看一看以前艺术节上从来看不到的东西：千千万万个一生致力于寻求真与美而没有发财挣大钱的艺术家的代表” [2] 29。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为屈鲁特设计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墓碑，一个是继艺术节二十多年后美国文艺科学院为他设立的充分肯定其社会价值的墓碑，另一个是屈鲁特为自己设计的连姓名和生卒年月都没有的墓碑。其实，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的最后一章写道在艺术节开幕之前屈鲁特就已经被“作者”从小说的世界里释放了出来。既然早就离开了小说世界又怎么可能在其中演绎辉煌？显然，前一个墓碑只能代表冯内古特本人对于社会重视自由意志摒弃无深度文化的美好愿望，后一个墓碑才是无深度现实可能给屈鲁特带来的更为真实的结局。屈鲁特为自己设计的简陋墓碑是他自信的丧失的又一表现。
从小与保护百慕大海鸥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屈鲁特很早便深切体会到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并成为了一名环保主义作家，曾通过《车轮上的瘟疫》等作品屡次抨击现实中的环保问题。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无深度现实却最终让他的环保意识消逝了。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曾经是个环保主义者……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在克里夫兰有一条河，污染严重，一年要起火一次。这以前使我难过得要死，如今我觉得可笑了杂志网。有艘油轮出了事……杀死了几百万只飞禽和鱼类，我就说：“把更多的权力给标准油公司，或者不管是哪家倒油的油公司。[2] 54
他还说道：
上帝一点也不是环保主义者，因此，随便谁做环保主义者就是渎圣和浪费时间。你可曾见到过他的火山、旋风、潮汛爆发？可曾有人告诉你他每隔五十万年安排一次冰纪？还有荷兰榆树病？这就是为你采取的环保好措施。那是上帝，不是人。我们刚清理了河水，他就会把整个银河系一下子化为乌有。[2] 54
冯内古特通过这一番“上帝不环保论” 折射出屈鲁特环保意识减弱的同时，也讽刺了人类的愚蠢和贪婪。因为安排火山、台风以及冰纪来破坏地球环境的“上帝”实则是大自然本身。大自然不具有思考的能力，只能按照纯自然规律来使万物生死消长，但人类却不然，我们在千百万年的实践中早已懂得只有合理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但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规律掌控了一切，贪婪的人类对大自然做出了太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让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屈鲁特从积极的环保主义者到强词夺理的非环保主义者的转变充分揭露了晚期资本主义无深度文化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削弱。
作为一名作家，屈鲁特对艺术的热情也在无深度文化的浸淫下渐渐减弱。密德兰市艺术节的活动之一是一个题为“美国小说在麦克鲁汉时代的前途”的论坛，研讨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的媒介理论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对当代和未来美国小说的影响。屈鲁特为这个论坛准备的发言内容令人语塞：“我不知道麦克鲁汉是谁，但是我知道同许多别的老淫棍一起在纽约市的一家电影院里过夜的滋味文学艺术论文，咱们能不能谈谈这个？”，“这个叫麦克鲁汉的，不管他是谁，对张开大口的河狸同书籍销售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话要说？”[2] 38。“电影院过夜”和“张开大口的河狸同书籍销售的关系”并非屈鲁特凭空编造的胡言乱语，而是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当作家的书籍销量与淫秽图片含量直接挂钩，当他们为社会奉献了诸多有益著作之后却连住普通旅馆的费用都支付不起而不得不同许多老淫棍一起挤在在肮脏的电影院里过夜时，艺术带给他们的似乎更多的是无端的伤害而非善意的回报，于是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也就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忽略艺术价值的无深度现状的埋怨和愤恨。
也许有人会说，屈鲁特自信的丧失、环保意识的减弱和对艺术的兴趣的消逝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小说的第一章就写道：在德威恩发疯后，“屈鲁特成了心理健康方面一个拓荒者，他以科幻小说作为伪装提出他的理论”[2] 14。二十年后当他去世时，他被“公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 [2] 14，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只有我们思想是人性的，我们才是健康的。”[2] 14被作为墓志铭刻于美国文艺科学院为他设立的墓碑上。然而，正如前面所说，小说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艺术节开幕之前屈鲁特就已经被从小说的世界中释放了出来。由此可见，作为文化清道夫的冯内古特深感无力掌控笔下人物在无深度文化下的命运而欲将他们从中释放是真，屈鲁特那被刻意安排的奇迹般的成功则是假，它只是冯氏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一厢情愿的梦想而已。因此，自由意志的消逝才是屈鲁特在小说世界里的真实结局。
二、德威恩的自由意志之恸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德威恩·胡佛在享受后现代无深度商业文化带来的巨额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尝尽了被物化的苦果。他在利益原则的熏陶下逐渐变得嗜钱如命、冷漠无情，最后心智失常成了一名暴徒。虽然德威恩曾努力追求自由意志以摆脱除了金钱以外一无所有的无聊生活，但是过于急功近利的他竟然被屈鲁特小说中的“唯我论”所误导而彻底疯狂。对于长期受无深度商业文化影响的他来说，自由意志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德威恩失去——追求——未追求到自由意志的过程就是他的思想逐渐被彻底无深度化，自由意志逐渐消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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