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部女性形象中，足以适应时代、自觉自立的恐怕只有《出奔》里的婉珍了。婉珍凭着“少女特有的撩人之处’，混入党部，引诱住实权在握的宣传股股长钱时英，不但使受革命冲击的封建家庭化险为夷，而且从此踏上风光的仕途。郁达夫小说中女性生活观念的不断演化，正是对这种影响具体而敏感的捕捉。小说形象内在发展线索与时代动向隐隐约约地并存着，无疑创作的把握已经超出了文艺对社会简单牵强的反映，而是把二者融合，从中抽出既具小说品质，又是社会化的东西。这正是小说现代化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郁达夫小说以清醒而独立的良心俯观世界，借着流离哀切的“零余者”一群的灰眸，洗滤出平凡人生的一切美好、丑恶的原则来。可以说，小说本身在现代化进程上表现出了独特的思想主题和情调风貌。
三、艺术的原力:心理分析和它的性工场
1913年到1922年郁达夫留日期间，正是“私小说”风靡日本文坛的时候。“私小说”以自我为基础，对作家本人的私生活，尤其对私生活中的肉欲苦恼和官能刺激，性心理进行暴露，实际上这是对以性欲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分析小说的继承。郁达夫本性上“自我扩张的信念”与“私小说”十分投缘[③]，一下子对心理分析感到异样的迷恋。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主张性欲和死为题材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它的作品更大。”[④]小说大胆地选择了心理分析上性关系的建构来阐述人气质性格上的忧悒，在社会与人上，从外部氛围向人的内部因素递变，这不能不说是有益的途径之一。《沉沦》主人公不堪社会重荷，性格日趋麻木，唯一的冲动仅仅是那生命底处的“原始的热能”。一方面青年陶醉于手淫、窥浴、听人偷淫的快乐以及妓女肉的裸露，另一方面却惴惴不安，诚惶诚恐，导致精神崩溃。一个有才情的青年不仅在社会上历经磨难和打击，在原始的性要求上，也被受残酷的精神摧残。显然小说的控诉已超出了时代简单事实，而深入到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的底蕴。其他各篇，也怀着类似零余者的心态沾染着性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心理分析色彩。《银灰色的死》Y君的意识里，冶艳女子的形象和脂粉气息，在他的幻想中久久不灭。《南迁》也穿插了主人公淫荡的幻想和强烈的肉欲。《茫茫夜》则通过于质夫狂热地闻着向女人索讨的银针和旧手帕，来表现他的变态性欲。如此等等，小说对性进行了反复细致的描写，流露出认同和欣赏的趣味。显然心理分析的艺术表现形式十分契合着郁达夫的气质性格。郁达夫早熟，少年时代即被一位少女“整整地恼乱了两年的童心”，青春期间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使他做到不少“色情的迷梦”，及至不可压抑的地步。厨川白村说“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艺的根柢”[⑤]。郁达夫不能不将自己近乎病态的经历感受写进“自叙传”小说中去，并毫不掩饰地进行着夸张，借以抵消性的压抑。文字渲泄所夹带的片刻的快感，麻醉着郁达夫沉重的心，但无疑消释在文本中的性压抑和陶醉之后的清醒都是极其悲哀的。这正是小说感伤情调的内在机制。
但是，作为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郁达夫并没有忘记对情欲的净化和对自我境界的升华，努力挖掘着更深的心理层次。《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等，体现了作者在性意识表现上的进步。《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对陈二妹曾产生肉欲，但理性阻止了对“纯洁的处女的毒杀”，性欲升华成人类崇高的爱，作品因此具有了一种摧撼和唤醒人的力量。郁达夫的小说总充满着灵与肉，人性与兽性，善与恶的强烈矛盾与冲突，其中的性描写渗透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既是对性自觉和人性力量的弘扬，反映了人的觉醒和抗争，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叛逆和拓展，它为现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表现途径，堪为榜样。
至此，宏观而论，我们不能否认，郁达夫的感伤抒情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毕竟是一支支流，它的感伤性局限了自身的发展，并最终使之中止。但是小说开拓性地将“人”放到社会中心的地位，既反映在了时代的特点和动向，向人们总结了“不该这样活”的年代里“不能这样做”的沉痛教训[⑥]，同时又使小说从外向内探索，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渲泄自我，抒发感伤的情绪，大大扩开了小说的张力和容量。总之，小说是在文学与现实，在艺术内部发展的阶段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对于小说现代化的推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注释:
[①]郭沫若:《论郁达夫》，《人物杂志》1946年第3期。
[②]《郁达夫小说集》下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36页。
[③]《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第1版，第141页。
[④]《郁达夫文艺论文集》，港青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211页。
[⑤]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9页。
[⑥]郁达夫:《闲书自序》，《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6月22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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