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郁达夫出身在浙江小城富阳。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小城的“二向性”。反小城”的情结。
论文关键词：郁达夫，小城书写，二向性，反小城
郁达夫出身在浙江小城富阳，故乡小城的山水、人物，给了他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小城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空间原型。虽然未曾如他所提携过的沈从文那般，把故乡美化成迥异与外部世界的人间仙境，挖掘出故乡小城所具有的独特的民俗学价值，但富阳城无论是作为郁达夫小说的独立叙事空间，还是作为其小说创作中空间流转中的一个片段，都包含了他的多重情感的意味，都传达着他复杂甚至矛盾的思想。因此，对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做一番系统全面的梳理、研究，想必是裨益颇多的。
一、小城的“二向性”
有论者指出，中国的空间布局远非城乡对立那么简明清晰，小城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有着相对明显的空间、文化意义上的“二向性”特征。一方面，它在空间上二向地指向城市和乡村，另一方面，它自闭不如乡村二向性，开放不如都市，但同时又多少具有乡土所代表的传统、落后和都市意味着的现代、新鲜的文化特征。 [1]乡村、小城、城市的三元结构，是郁达夫小说中空间塑造的历史文化背景，于是郁达夫小说创作中的故乡小城F城也带上这种“二向性”的特征。
（一） F城：面向传统
在郁达夫的小城书写中，对自然风光的描绘是他最用心、用力的笔墨，篇篇如是，仿佛不提山水不足以言故乡。自然山水对于小城来说意味一种乡土与传统的指向。就像即使在书写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时，他也有意刻画出一种“包裹在大自然中的城市”[2]的景观特色一样，山水、自然既是中国城市、小城现实状态的真实反映，又是作为审美者的作者的情趣流露，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指向。
在《逃走》中，作者将F市“清丽可爱”、“秀逸清高”的山水，与甲天下的西湖作比，并以为故乡小城的高山流水“决不是离此不远的浓艳的西湖所能比得上万分之一的论文怎么写。” [3]这种“攀比”在《烟影》中也有，文朴破落归乡感慨到：“富春江的山水，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妙景?????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风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几十里，逆流而上的钱塘江富春江上的风光，才是天下的绝景哩！” [4]郁达夫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乡邦主义者，就像他的民族主义的未必纯粹一样，在此，他厚此薄彼的“审美倾向”，与其说是美感的比赛，不如说是揭橥了两种空间形态中的自然程度——小城山水较之城市自然风光的纯粹、自足、完整。如果说城市的自然是一种“包裹”和“溶解”的状态，那么小城山水的浓度、纯度与乡村社会更为接近，更具有一种乡土中国的传统韵味。
比自然山水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人造空间，因为如果说对自然景观的保存意味着对传统世界的守候，那么人造景观则更能代表人的意识的延伸——价值的取舍、对世界的选择、一种“我要如此”的自我建造。郁达夫小说中的小城书写，便总是在一种传统的空间场景中，凸显小城的文化记忆和指向，尽管郁达夫并非那种民俗学家型的作家，对地域、民俗的挖掘、探究兴趣似乎不大。
《逃走》中塑造了这样一种小城的场景与氛围：“像这样的一个名胜的F市外，寺观庵院的毗连兴起原是当然的事情。” [5]圆通庵、城隍庙、雷祖殿都标志着F小城传统的价值模式，甚至生命模式——敬天地，信鬼神。也正是这种发达的民间信仰，把小城规划在乡土的色调和传统中国的场域之中。与此同时，庙宇在这里这绝非是郁达夫的个案，而是中国乡土小城世界集体的“精神追求的立体图像”。 [6]《在寒风里》中二向性，吸引主人公的注意力的不是家产，而是“雕刻得很精致的祖宗堂”，并托老仆将其背到了上海这个大都会。祖宗堂对落魄主人公的衣食生活于事无补，也未必能成为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主人公的精神信仰，甚至并非完全出于主人公儿时对这个“上等的玩具”的“占为己有”的喜爱。这种“简单的说不出来的”感受，恐怕只能是人对于过去的天然留恋，世界对于传统的无从告别，尽管这多半来是自非理性的因素。正像哈耶克指出的那样，“习俗与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而传统的修习是促进文化的演进和秩序的扩展的最基本的途道。 [7]这么说绝非是夸大传统的不可易性，而是在于说明郁达夫以及笔下小城的一种特征，并在此强调“打破”与“夸耀”都不是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合理方式。
在郁达夫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生命方式的“原型”，更为深刻地印证了小城的传统特征，这便是：旧式婚姻。在《烟影》中，“被旧式婚姻所害”的嫂嫂，不能与丈夫同居，寄居生活在婆家大家庭中。 [8]《茑萝行》中受婆婆气、遭丈夫骂的妻子，被丈夫带出小城，但生活压力之下，只能独自携子回到破败的故乡小城，继续承受旧式婚姻给予的孤独与痛苦。旧式婚姻意味着小城所代表的乡土、传统中国的意识对人的捆绑，不仅对于目不识丁的乡村女性，甚至包括漂泊世界、沐浴欧风西雨的现代“大先生”们。就像《茑萝行》中的文朴，妻子不仅是作为贫困潦倒的他的生活负累，更是作为他难以担当家庭脊梁的自责的暗示而存在，因此咒死骂活地奚落妻子后，不免是内心一番伤心流泪的自戕。 [9]在这些旧式婚姻的写作中，郁达夫停留在他惯常的“哀怜”情境中，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一种觉醒者无所作为的沉闷感，昭示着传统的惯性。而在这传统的惯性之中，乡村女性只有被动地接受命运，相比之下，现代男性的精神虽则也被“捆绑”，却还能有一个自由漂泊的身躯，尽管漂泊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苦楚。
（二） F城：趋向现代
作为乡村与城市的过度地带的小城，无论在空间、时间还是文化意义上都比乡村更接近城市，更容易感受到现代都市的风气和外部世界的变幻。当新的文化和文明形式给中国的城市带来躁动，小城对此的反应必然也不会是无动于衷的。对于郁达夫的F城来说二向性，同样如此论文怎么写。它和所有的小城世界一样，在固守传统基因的同时，又有着向现代文明、都市文化趋近、靠拢的一面，在“常”的状态之中，又有着“变”的动势，哪怕这种变迁太迟疑、太缓慢。
郁达夫的F城本身就不是偏僻所在，它距富庶之地杭州仅“几十里”（《烟影》），水量丰沛的富春江更是它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和捷径，F城有着感受都市文明、现代气息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现代交通工具，更是以一种真的“金戈铁马”（而非陆游梦中的金戈铁马）的速度和力量，拉近和加快小城与都市的联系。《烟影》中，郁达夫看似漫不经心地描述了这种现代速度：“在刻板的时间里夜快车到了杭州，又照刻板的样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中午，文朴的清影，便在倒溯钱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遥了。” [10]这漫不经心的语气中，一面展示的是夜快车、小汽船这样的“金戈铁马”所具有的，乡土文明中“宝马良驹”所无可比拟的速度，另一面对这一速度和程序的“刻板”的感慨，则反映出他对于处在现代进程中的小城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斯通见惯。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小汽船几乎成了F城中现代气象的象征物。毫不夸张地说，小汽船所代表的现代速度与现代时间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闪电速度对于空间的压缩，不仅仅是一种空间急速流转的现代性刺激，更是对一种不可复归的线性时间观念的暗示，并且基于这种观念，怀旧式的伤感基调在郁达夫作品中形成了一种格调。[11]
当相对闭塞的小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加深刻，那些外部世界的新观念、新想法便纷至沓来，冲击着小城世界的“土”观念、“土” 想法。就像传入鲁镇并蔓延开来的“造反”的风声，给鲁镇人带来的恐慌和刺激（《阿Q正传》）一样，又像新生活运动的消息到达湘西小城后所掀起的小小涟漪（《长河》），郁达夫的F城也感受到了外部世界“标新立异”的观念风潮。《血泪》是一篇对“主义”泛滥的反讽之作，同时也反映出外部世界嘈杂的主义、观念的叫声对F城宁静生活的打破，和F城对各种主义的未必清楚但又近乎迷信的标榜和崇拜。主人公从各种主义“议论得昏天黑地”的城市病归故乡，刚一回家，便有热心的学生前来讨教“主义”的问题，就连谈不上读书和见识的老母亲也大议“主义”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并对既没挣到钱又没靠上个“主义”的儿子颇感遗憾。 [12]在这里二向性，“主义”之于郁达夫，就像“革命”、“造反”之于鲁迅，都是不纯粹的，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投机。而正是这种政治投机，带给闭塞、愚昧、功利的小城人一种深深的误解和强烈的羡慕。外部世界对于小城来说，就像一种谣言、一种传说，刺激着小城人的欲望和想象。
小城与世界联系的加深，外部消息的纷纷传来，自然会激发一种“出走”的梦想。无论是对于乡村人，还是对于小城人来说，这种梦想都意味着人对未知世界的天然好奇，对传说似的现代生活、现代文明的懵懂的认知和向往。《春潮》中的小主人公诗礼便是受着这种“传说”的鼓动，生出一种“出走”的城市梦。诗礼这个富春江畔的“七八岁的小孩”，对城市生活、现代文明的理解相当有限，到杭州去的城市梦，无非是因为“听爸爸说，杭州比这里热闹得多”。 [13]这种认知的懵懂，梦想的单纯，不仅仅是人的年龄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人的知识、见识的问题，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世界对另一世界的陌生，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生疏，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模糊，犹如新家尚未建成，老屋正在拆迁的茫然与兴奋。相比之下，知识者的出走，有着更为清晰和理性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就像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样的知识者的离开，已不再具有小城人初识世界的新鲜感、刺激感——他们早已与世界拥抱、摩擦过多少回。或者说，他们还算不算小城人都已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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