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语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此，“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2］（p.67）这里，“审己”是前提，只有先“审己”才能后“知人”；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爰生自觉”。如果说“审己”是原则，那么“比较”则是方法，比较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审己”的主体性原则上的，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之大势”中“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1］（p.57）在笔者看来，“比较”也好，“较量”也罢，归其目的还是在于“比较”中发现并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而对西方文明采取正确的“拿来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本民族的发展。鲁迅认识到任何文化都存在着“偏至”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比较”的现代性态度要求我们有原则的“审己”、有选择的“知人”。现代文明的发展既要摆脱过去“屹然出中央而无校雠”［1］（p.45）的“以自尊大”，又要结束“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1］（p.45）的盲目迷信，这种或“顽固”，或“膜拜”的心态，都是不能正视中西方不同文化的“偏至”，不注重“权衡较量”的结果。鲁迅曾不无担忧的说：“往者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1］（p.58）因此，只有取当时社会现实之所需、取近代西方文明之新成果，“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避免“中国之沉沦”。鲁迅据此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p.57）的命题，“新”就“新”在它是一种现代性的态度，是基于“审己”原则之上的“比较”创造。这就是说，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既非回到传统，也非复制西方，而是在两种模式的互质中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在鲁迅看来，要推进本国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必须“取今复古”，而民族文化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与时俱进的现实人生。因此，只有在中西方两种文明模式的互质中“别立新宗”，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样式，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p.57）；也只有这样，本民族的原有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延续，现代中国才可能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亦即“世界”）的。
鲁迅处在一个中国迫切需要文化、道德及思想更新的时代，作为一个处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鲁迅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都在努力寻求民族文化现代转换的新生之路。而历史已注定这种寻求会变得如此困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历史产物，在西方的价值参照下早已显出历史的颓势；另一方面，鲁迅这一代知识分子自身就内在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中，与传统文化保持着无法割断的血肉联系。鲁迅深切意识到，任何文化的自我批判与更新都是其自身延续血脉、获得新生的前提，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历史超越性又构成了其实现现代性转换的基础。面对这一历史困境，鲁迅以超前的主体性意识和深远的世界性眼光呼吁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他深信只有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之大势”中与时俱进，才能从历史迈向现代，从中国走向世界。而在这过程中，鲁迅所显示的那种执着现在，反思过去的韧性战斗精神，那种与绝望进行反抗的悲凉与寂寞，使鲁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卓绝而有力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整体构想不仅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指明了方向，也为后世知识分子如何继承历史文化使命、“自觉承担历史责任”做出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典范。“对于民族文化，历来有国粹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看似相反而实则皆谬的态度，至今仍应注意避免。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在发展中继承。”［8］可以说，这些与鲁迅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不断现代化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 鲁迅.摩罗诗力说[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A].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符杰祥.谁的“现代”、何种“现代”[J].东方论坛,2008,(1):47-51 .
5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 186.
6 鲁迅.看镜有感[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拿来主义[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8 成复旺.国学的今天[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31) . 3/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