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说，人之“自觉”可使“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1］（p.57）这一思想不仅表达了被压迫的东方落后国家追求富强的心声，更表现了鲁迅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本民族命运的现实关注与责任担当，同时也体现了其现代化理念的内在精髓。显然，对于鲁迅来说，个人的主体性与民族的主体性是现代化最为首要的“本根”问题。鲁迅的思想深处挣扎着一种不轻易信从的自我怀疑因素，这一点早已为众多的鲁迅研究者达成共识，笔者认为，这种不断自我怀疑的精神也是一种“本根”和“尺度”的体现。有学者指出，“正是有感于日本这个‘亚洲优等生’在‘脱亚入欧’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体失落的困惑与焦虑”［4］，日本学者竹内好转而在鲁迅那里发现了落后民族在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过程中最需要的一种态度——“抵抗”，并在《近代的超克》中将其视为东方落后民族实现自己的“近代化”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5］从这一点上看，鲁迅对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在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具备了一种普世性的意义。另一方面，这种主体自觉性还体现为鲁迅对汉唐时代“将彼俘来”气度的高度赞赏与“拿来主义”的高度自信。他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以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6］（p.209）这种汉唐气魄实质上就是民族主体性意识高扬的反映，即以“我”为主，使中外资源为我所用。鲁迅坚决反对闭关锁国，闭目塞听；同时又反对匍伏人前，盲目搬用的态度，他认为，一个上升的民族决不应墨守固有的成法，而应该有魅力地取用外来的东西，“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因此，鲁迅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p.40），大声疾呼要实行“拿来主义”。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提出必须要反对三种错误的“拿来主义”态度：一是不敢去“拿”，“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7］（p.40）正如鲁迅在《看镜有感》中所列举的一些神经衰弱过敏的人那样，“每遇外国东西，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6］（p.209），鲁迅称这些人为“孱头”。二是不愿去“拿”，这些人对中外资源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见它们便“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7］（p.40）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否定的作法，鲁迅称之为“昏蛋”。三是采取全盘继承，统统“拿”来的态度，这些人“因为原是羡慕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7］（p.40），这些人被鲁迅称为“废物”。因此，发扬个人“自觉”与民族主体意识，鲁迅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去“占有，挑选”，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7］（p.41）。他用极其形象的语言说道：“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7］（p.40）；“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7］（p.41）
可以说，鲁迅成为文化巨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在于他勇于吸收，善于创造，这也是他倡导民族“自觉”、重建民族主体性意识的内在选择。历史证明，只有勇于吸收，善于创造，中国的现代化才会走上“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成为新宅子”［7］（p.41）的道路。笔者认为，鲁迅自己就是这种有择取、有改革的“拿来主义”的先驱，他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不仅高于他的同时代人，而且对百年后的今天也具有“原点”的意义。事实上，这一思考也始终贯穿着鲁迅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以“精神界之战士”反虚伪、反虚假的求真精神及“反抗绝望”的韧性战斗精神为理想，“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2］（p.101）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理想的持守，对于当下精神浮躁空虚、缺少信仰的国民精神仍具有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现代开放意识
历史已经表明，任何一种思想道德文化体系都是历史的产物，它需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更新，否则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文明前进的枷锁。鲁迅既然指出民族主体性意识的“自觉”是实现现代化问题的首要“本根”，那么怎样“自觉”，也即如何现代就成为需要迫切回答的命题。鲁迅已经意识到，“夫国民发展，功虽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塗，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2］（p.67）在这里，他严肃批评了“漫夸耀以自悦”的民族自大心理，指出要实现“国民发展”就必须“时时反顾”，即进行自我反思。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