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在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就是他们的精神归宿——田园梦境。田园情结”是一张网。归园隐居。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过程。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人，田园，情结，隐居，陶渊明
在中国文人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地方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在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总有一座堡垒是别人无法闯入的。这个地方，烟雾缭绕，群山耸峙，苍松翠柏尽显隐逸风姿，溪水潺潺诉说万般柔情；这个地方，远隔外界，淳朴自然，无雕琢之媚，少尘世之俗，风尚坦荡，宛如仙境；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精神归宿——田园梦境。
作为古代宫廷政治的主要参与者，几千年来，中国文人在宦海波涛中随风沉浮，他们的命运也随之而波澜起伏，捉摸不定。他们在历史的揉搓和政治的摆弄之下，在渴望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和壮志难酬的感慨悲凉之情感的矛盾中挣扎。然而，不论何时，他们都没有丧失自己心灵的唯一净土，更没有遗弃文人骚客情有独钟的隐逸平淡之心。
田园梦境的虚幻缥缈与无欲之功
提到田园，就不难想到农村的自然之景，农村之景与城市之貌的千差万别暂且不提，仅就人们的生活方式而言，就有许多明显的差异。对于生活在宫廷周遭的文人而言，城市里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以“消费”的形式实现的，而田园生活则必然要涉及农业生产，相对于城市生活而言，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相比较而言，中国大多数的文人，虽然免不了身处宫闱周围，但仍然更倾向于自己自足的田园生活，排斥甚至是厌恶城市里的“朱门酒肉”。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首先，中国文人的本性浪漫隐居，天真，文人之所以称之为文人，之所以能看出普通人看不出的事，能写出普通人写不出的文章，尽管作为宫廷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但本性依旧浪漫，天真，直率，这种本性，得益于自然的熏染，自然的内在精髓与文人本性的灵魂不谋而合，这种契合决定了文人情感的内在取向；其次，中国古代的文章大都“文以载道”，即文人们用文章的形式阐述治国之理，向君主表明自己的用仕之心。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条件，不得不向政治中心涌去，然而，在文人们随性，浪漫的个性以及不适应官场的规则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他们往往无法在统治中心站稳脚跟，因此，不得不选择退而求其次，躬身田垄，归园隐居。
在天子群臣聚集的统治中心，到处都充斥着权力与欲望的味道，这样的味道在文人的眼里，是一种精神上的毒药，他们认为，这样的味道，与自己身上的“仙风道骨”背道而驰，但是在生存困境或是心中的那份犹未泯灭的建功立业之心的怂恿下，又无法与城市完全决绝，这种矛盾的心情时刻的吸引着他们想要回归本真，然而却不能实现，渴望而不可得的心态促使他们愈发钟情于自己无法拥有的田园生活。在他们的眼里，城市之外的乡村里，风是甜的，泥土是香的，花儿是艳的，风气是淳的，生活是闲适的；在他们的心中，田园的生活是那样的无欲无求，是那样的回归本真，却又是那样的虚无缥缈。
他们全然忘却了田园生活的清淡凄苦，对于躬耕田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境视而不见。片面的，甚至是偏激的认识在他们的心中凝结成了无法开解的“田园情结”，田园生活就像一场甜美的梦境，时刻引诱着中国文人闯入这有山有水，有诗有画的“世外桃源”，然而，就如同所有美丽甜蜜的梦一样，一旦破碎，徒留下的，便是无尽的伤痛论文的格式。
真正的隐士
“田园情结”是一张网，横亘在历史的隧道里，网罗住了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然而，却有一个人，挣脱了这种因偏激片面而结成的网，真正的把自己与田园生活融为一体，“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帅，淳厚善良”，成为了千古第一隐逸者，使得他成为了中国隐士的一个尺度和衡量标准，他就是陶公陶潜。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毫无矛盾挣扎的自我抉择。“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隐居，他终于达到了调和静穆。”在陶公真正的达到了调和静穆，彻底的认清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与自己天真烂漫的本性截然相悖，坚决的做出了辞官归隐的决定之前，也是经过了一番彻骨的苦痛挣扎。
陶渊明从出入官场到坚决辞官隐居，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一，29岁担任江州祭酒，不久辞官。后来江州召为主簿，未就；二，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在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401年冬，丁母忧，辞官居丧；三，元兴三年（404）出任刘裕的参军，第二年，改任刘敬宣的参军，同年8月改任彭泽县令，11月辞官隐居。
在第一个阶段，陶公全然是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猛志逸四海”的青年人，因而在自己29岁的时候，出任江州祭酒，但是由于当时门阀制度森严，自己“望非世族”，在朝廷当中备受讥讽。旁人的讥谤和讽刺与由于陶公深受老庄及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形成的崇尚自然，淡泊名利的个性首次构成了激烈而鲜明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焦灼状态下，面对再次用仕为江州主簿，他选择了“未就”。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陶渊明首次发现了自己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个性与官场规则之间横亘了一条永远无法连通的鸿沟，阻碍了陶公向官场进军的脚步。这一阶段的辞官未就，并非性格使然，亦非主动选择，而是被迫屈从，屈从于政治的压力，屈从于官场规则，屈从于社会现实。
然而，对于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即使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遭受重大的挫折，也不会轻易认输。随着时代的推移，王朝的更替，社会状况的转变，深埋在心底的壮志在春雨的滋润下再次萌发了鲜嫩的芽儿。在晋安帝二年，陶渊明出任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在这一时期，陶渊明看到了桓玄图谋篡晋的勃勃野心，看到了政治的黑暗，，蠢蠢欲动的归隐之心再次萌生力量，击打着自己并不十分平静的内心。隆安五年（401）陶公回浔阳休假，七月期满还江陵，路径涂口时心生感慨，作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诗中强烈的抒发了自己渴望归隐的渴望。“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在江清天阔，新月皎洁的夜晚，陶渊明没有心情去欣赏如此美妙的景色，反而内心之中充满了沉重的失落感，也在这无法排解的孤独惆怅中再次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真正的渴望。
元兴三年，在丁母忧的几年休整之后，仍然无法彻底按捺世俗之心的陶渊明再一次走出田园，投身政治。这一次，陶渊明是在认真分析天下形势之后才做出如此的决定，出任刘裕的参军。他看到了晋王朝的一线希望，他渴望在英明的领导下，能够恢复晋王朝曾经的辉煌。但是田园生活又像罂粟一样，始终引诱着他埋藏起来的归田之欲，在他所作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时来苟冥会隐居，婉辔憩通衢”的用仕希望与“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田园眷恋纠缠绵延，搅动着陶渊明的情感。
终于，陶公彻底的看清了政治的黑暗与不确定性，终于，陶公真正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本性与官场规则的不可调和性，终于，陶公明白了时刻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人生目标不是入世为官，而是修身养性，返璞归真。安帝义熙元年，在官任彭泽县令仅仅八十余日之后，便从此归隐田园，躬耕田垄。“久在樊笼里”的陶渊明在回归田园的时候，天真快乐的像一个小孩子，恣意生活，纵情自然，“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辞彭泽令，于陶渊明而言，是影响其后半生的最重大的决定。从此以后，陶渊明永远的告别了仕途，完全的栖身于自己钟情的精神家园。隐居初期，陶公的生活平稳，安逸，淡然，恬静。他体验着官场中人无法体验到的四季变换，南山秋菊，青松飞鸟，享受着投身政治的人们无法享受到的友好，淳朴，真挚之情论文的格式。自然之景与人间真情构建了陶公委运自然的人生价值观，更坚定了他的归隐田园的艰苦抉择。隐居后期，陶公的生活极其艰难，尤其是从五十岁到去世的十年光景。改朝换代的冲击，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家境一贫如洗的状况，接二连三的打击着陶公的心灵。然而，在这些接踵而来的灾难的催生下，却更加坚定的认识到自己归隐的初衷是正确的。虽然生活向他展示了残酷冰冷的一面，但是却没有击垮他对生活的热情。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本性成为了支撑他生活下去的两大支柱，这种信仰的力量，让陶公的精神世界富足而快乐，更使他成为了古今第一隐逸者。
“田园情结”是一张网，网罗了中国大部分的文人，让这些人沉沦在田园生活的梦幻里不能不已。而作为第一个冲破牢笼，自然纵性的陶渊明，毫无疑问的成为了隐士的标准，在历史的时空里，陶渊明以其独有的光芒映射着所有的文人，使得他们的身上也沾染了“隐逸者”的一丝高尚与自然。
真假田园
在陶渊明之前，大多数文人渴望隐居，渴望田园，却不可得，他们在矛盾中纠结挣扎，田园的欲望在引诱着他们，挑逗着他们的欲望。而陶渊明之后，隐居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风尚”，似乎只有归隐田园才能体现他们作为文人的价值。“田园情结”不但没有随着陶公的挣破而毁灭，反而织成了更加严密的网，罩住了更多的文人骚客。
纵观历史上的文人隐居生活（或隐居渴望），就不难发现，大部分人的“田园生活”都是虚假的，功利的，这些功利性的归隐田园使得“归隐”成为了一种浪潮，一种被铜臭味腐蚀的浪潮。
大体上来说，功利性的归隐田园的目的主要有三：提高名望；避祸；反抗。
古代文人为了满足生活现状，为了达到自己的建功立业的抱负，为了实现自己在俗世的人生价值，把归隐田园作为了一种取悦君主，提高名望的手段。在归园田居成为了一种风尚的时候隐居，想要在政治上取得成就的文人，不得不投机与此，想要通过隐居来证明自己的举世独立，印证自己的高尚风骨，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而统治者面对这样的“隐士高人”，往往不加以调查，任用为官。在政治混乱，社会黑暗的年代，归隐“假田园”让自己达到“真用仕”的目的，也可谓是一种毛遂自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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