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导读:：毕飞宇对世俗的钟情：世态人情——是“文学的拐杖”。毕飞宇是一位自觉关注“世俗”的小说家。我觉得事态人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
论文关键词：毕飞宇，世俗，事态人情
从世情小说开始，小说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小说也因此有了更大的魅力和活力。世情小说的集大成者《金瓶梅》和《红楼梦》分别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奇书以及古典小说成就最高者，这两部小说除了艺术上的独特，与其他古典小说更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将目光由书写鬼怪、神魔、英雄以及史书等转向了日常生活，这是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到了现代，西学东渐，中国经历了五四革命的洗礼，人作为社会关键词语看作是小说创作的生命和基础。
一、 毕飞宇对世俗的钟情：世态人情——是“文学的拐杖”
毕飞宇是一位自觉关注“世俗”的小说家，他将“世俗”看做是小说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极其基础甚至影响到小说生命的一部分。他认为小说本身没有太多技巧，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这技巧就在世态人情中，如何将作品写得像，写得形似或神似，在于真实地表现生活的质地；而如何使得作品跌宕起伏，生动活泼，在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如果一个作家不懂得世态人情，不在生活的俗情俗景上花功夫，那么他写出的作品也只是烂尾楼，将失去长久站立的生命力。[1]毕飞宇就是一位对于世态人情十分重视事态人情，并且实践于自己言行中的一位作家。
毕飞宇对于自己在世俗的钟爱从不隐讳，在很多访谈录和文学讲座上，他都谈到对世俗、世态人情的关注，自己对于世俗的理解，并且呼吁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于世俗一定要多加重视。2007年，毕飞宇在上海东方讲坛上语出惊人，他说到中国当代作家创作小说最大的顽疾在于，他们都热衷宏大的叙事，而忽略了小说创作中最基本的问题——世态人情，毕飞宇强调在任何时候，小说离开世态人情都必死无疑，并且认为有些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是在造“烂尾楼”。在第二届“城市文化讲坛”上演讲中，毕飞宇再次说道，文学除了阅读的功能，还有聊天、争论、扯皮、吵架等功能，只有充满世态人情，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世态人情是一副虽然很土但是很有用的拐杖，离开了这副拐杖，作家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是走不远的论文格式模板。在《文学的拐杖》中，毕飞宇又说：“对小说而言,世态人情是极为重要的，即使它不是最重要的。它起码也是最基础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这是小说的底子，小说的呼吸……如果我们要使小说写得更加有生命力，我觉得事态人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拐杖。”[2]
毕飞宇用多个例子证实自己的这一文学主张。他谈到在没有真正文学的“文革”时期，周扒皮的形象却有着文学的意味，这意味的由来正是源自于作者在创作时对于世态人情的不自觉的流露。在文革文学中，人物形象是单一的，周扒皮上演的半夜鸡叫，却为周扒皮万恶的地主形象增添了一丝人情味。周扒皮狡猾、贪婪、胆小怕事而又爱占小便宜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行为超出人们的想象，却又合情合理，表明作者对于乡村的人情世故是了然的，才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自觉地将其流露出来。毕飞宇将托尔斯泰、曹雪芹、张爱玲视为小说创作的成功典范，并指出他们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于世态人情，俗情俗景的熟悉和把握。俄罗斯文学巨人托尔斯泰善于宏大叙事，但是在毕飞宇眼中，托尔斯泰的成功更在于对于俄罗斯世态人情的把握和展示，使其作品更具生命力。而曹雪芹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公认的伟大小说家，他的巨作《红楼梦》留给后人享之不尽的文学财富，最关键的是曹雪芹对于世态人情，对于俗人俗事的谙熟和把握。对于张爱玲，毕飞宇也是倍加推崇的。张爱玲自述其姑姑对自己的评价，你哪来的这一身俗骨，看似贬低，但是从自述者的口气中却听得一脸的骄傲和自豪。“俗骨”一词在这里显示了非同一般的积极意义，它是对日常俗情俗景的热情事态人情，是对世态人情的谙熟，它的领略、理解、透彻、展示也是基于对生活的诚实，这正是一个小说家真正的出发点。毕飞宇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号召当代作家将作品沉下去，站起来，从世态人情出发，从真正的生活出发，将作品写踏实，写生动，这样才能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二、毕飞宇小说创作中对世俗的回归
有学者将毕飞宇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历史的，哲学的和世俗的。从毕飞宇创作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毕飞宇在文学创作上的两次转型，这两次转型对于毕飞宇来说犹如破茧之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毕飞宇的这两次转型同样可以看出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毕飞宇在创作中对于世俗的回归，这与60年代作家的文学转向也有着相似的地方。
初入文坛的毕飞宇追随先锋文学的路子，毕飞宇说：90年代初，我是那种拿着拐棍走路的写作，那时我跟着文学潮流走，写得不算差，不过是大路货。在这一阶段毕飞宇发表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如《孤岛》、《祖宗》、《叙事》、《楚水》等等。毕飞宇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毕飞宇很少直面历史，从正面叙述历史，而是从小处落笔，将历史融入到小人物，小事件当中，表现历史而不书写历史。可以看出早期的毕飞宇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世俗纳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论文格式模板。比如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用寓言形态和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表现对历史的叩问、探寻和审视与怀疑。此时的毕飞宇对于当下的社会现实没有太多的关注，而是把对于逝去了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所感兴趣的历史不是史书上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将历史视为一个没有规律的整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和记录不在历史学家的笔端，而是在普通人的生活细节、感觉和记忆中。
大概在1995年左右，在先锋文学和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一定成绩的毕飞宇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创作，开始了对都市题材的关注，这是毕飞宇小说创作中一次重要转型。王彬彬在《城墙下的夜游者》中专门有一节探讨毕飞宇的小说，他认为毕飞宇当代作家中将世俗与哲理结合的最好的一位作家。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十年中，中国小说存在着两种倾向，要么是一味地追求超越而忽视世俗，要么是以为追求世俗而忘记了超越，使得一部分小说显得苍白、没有活力，犹如纯粹的哲理演绎，或者回归通俗但是又失去了对于生活的最基本的思考，失去了小说的理想和意义。但是毕飞宇的小说实现了对于世俗与超越的兼顾，在世俗的基础上力求超越，让超越根植于世俗经验事态人情，实现了二者的恰当结合，使得小说在关注人的最基本生活和情感的基础上又充满了理性的思考，因此读者可以从毕飞宇的小说中读到饱满、生动、轻盈的世俗描写同时又有着沉重、理性、疼痛的哲理思考。[3]此时的代表作《生活边缘》、《好的故事》、《林红的假日》、《男人还剩下什么》、《生活在天上》、《款款而行》等都是从世俗出发展示作者对于当下生活的哲理想性思考。在新千年初期，毕飞宇将目光转向文革，似乎毕飞宇的历史情结又回来了，但是同样是对历史的回望，此时的毕飞宇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早期又有所不同，他不光只是重视对于历史的解构，对于历史偶然性的强调，而是将着眼于历史对于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撇开了‘文革’中的显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着重审视了‘文革’中的婚丧嫁娶，着重审视了‘文革’中的柴米油盐，他说“我想表达的不是特定政治，而是特定政治的细化，日常化，物质化——它的无孔不入，它的无所不能。”（毕飞宇《玉米·再版后记》）世俗又称为毕飞宇表现历史的一个重要角色。从《青衣》、《玉米》三部曲、《平原》等作品中都不难发现毕飞宇的这一文学实践，这些作品都是以文革为背景，但是对于文革的正面描写少之又少，但是文革对于那一代人的影响，从生活到思想，甚至到习惯都是力透纸背的，跟正面描写文革的作品对于人性的迫害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更好地证实了毕飞宇的一个小说观，即世态人情——文学的拐杖。
参考文献：
[1]毕飞宇：毕飞宇作品集（七卷本）[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
[2]萧相恺，世情小说史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3]王彬彬，城墙下的夜游者[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4]毕飞宇，文学的拐杖[J]，上海文学，2007，（07）.
[5]毕飞宇，《玉米》之外的点滴[J]，文艺争鸣，2008，（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