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伴生着各种各样调剂民间生产资源的互助组织。对于这些组织制约机制的考察。并未对其进行过系统性考察。
论文关键词：互助，制约机制，考察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形式。在小农经济下，伴生着各种各样调剂民间生产资源的互助组织。对于这些组织制约机制的考察，目前研究成果多是简单罗列，并未对其进行过系统性考察。本文以大量原始史料为基础，尝试对传统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制约机制进行系统性考察，因笔者学识有限，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一、互助领域
我国民间传统互助始终处于自发状态下，农民仅仅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进行互助。在我国乡村，“有些农作不仅有强烈的时间性，而且在一定的季节里错综复杂”，此时“农民既无钱请工，同时又无工可请”，加上“有些农事活动范围很大”，个体农民很难完成，这样就需要互助。[1]（p63）因此，传统互助依据互助时间可分为农忙时间的互助活动和农闲时间的互助活动两种。
第一种是农忙时间的互助活动，该互助活动一般限于时间性要求比较紧迫的农业生产活动。例如，冀西的拨工，一般限于“耕地、播种、送粪、锄苗、秋收” [2]（p25）等农业生产活动。陕北的变工农业论文，一般限于“耕作和农业输送、打场”[3]（p44）等农业生产活动。广东的换工，一般限于“犁田、插秧、割禾”[1]（p66）等农业活动。延安的札工，一般限于锄草、开荒、收割等农业生产活动。[4]华东的对工，一般限于“播种、插秧、收割”[5]（p143）等农业生产活动。湖南的调工，一般限于“插秧、捺禾（即锄草或叫薅草）、车水、扮禾（即割谷）”[1]（p65）等农业生产活动。该种互助活动在传统互助中具有经常性。
第二种是农闲时间的互助活动，该互助活动一般限于规模较大的农业基本建设活动和与农业生产紧密关联的副业生产活动。例如，太岳的互助活动，一般限于“修渠、打井、防冲、修滩”[1]（p47）等农业基本建设活动。湖北的互助活动，一般限于“修塘、筑堰”[1]（p63）等农业基本建设活动。广东的互助活动，一般限于“修堤、围、陂、圳、山塘”等农业基本建设活动和“挖河泥、塘河、烧石灰、修山、挖煤、斩松枝”[1]（p67）等副业生产活动。冀中白洋淀一带的互助活动，一般限于夹泥（即挖河泥）、打水取鱼、割苇等副业生产活动论文提纲怎么写。[2]（p5-6）此种互助活动在传统互助中并不具有经常性。
二、耕作方式
因为传统互助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规模很小，加上农民不习惯时刻算计，为图省事，所以采取轮流耕作的方式，即耕作是以参与互助的农户为单位，一户一户轮流进行。轮流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时间标准，以天为单位；一个是土地标准，以亩（或垧、担等）为单位。例如，陕北的人力变工，其耕作方式是“第一天共同在甲的土地上劳动，另一天又共同在乙的土地上劳动”。[3]（p2）冀鲁一带的拨工，其耕作方式是“你给我做一天，我给你做一天”。[6]（p19）太岳的变工，其耕作方式是“今天给你做，明天给他做，后天给我做”。[1]（p45）东北的插犋，其耕作方式是“轮流种，你种两垧我种两垧”。[7]其中，有一些互助组织在轮流耕作的前提下，能够适当照顾农作物的实际需要。如种地时，先阴后阳，那块地“地跑风”容易干，就种那一块。锄地时，先荒先铲、先铲先趟，先草大后草小。收割时，先熟先割。
此种耕作方式，其优点可以概括为：既可以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又可以相对提高生产效率。其缺点可概括为：一是轮流耕作，由于耕作早晚会对收成有很大影响，越轮到后面的成员越吃亏农业论文，这就会限制更多的人参加互助。二是由于每户地块零散，经常倒地就会浪费时间。
三、组织制度
因为我国传统民间互助局限在农业生产领域和规模大的互助不具备经常性，加上采取轮流耕作的方式，所以传统互助的制约机制相对简单。本文从组织制度、核算机制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组织制度大致可分为组织机构、组织分工、组织纪律。
在组织机构方面，札工、合工一类组织虽然规模较大，但组织内部并没有根据需要再分有二级单位，而是笼统的一个大单位。
在组织分工方面，札工组织的成员一般有工主（功德主）、工头（领头）、管账（书班）、工人四种分工。工主负责组织札工，工头负责管理札工，管账专门负责札工的记工及财务收支，工人专门负责劳动。例如，延安的札工，成员有工主、工头、管账、工人四种分工。[4]关中的唐将班子，成员有包头、领头、书班、工人四种分工。[3]（p21-22）合工形式的成员一般有组织者和劳动者两种分工，例如，太岳打井、修渠时，“临时选举一定的负责人，领导大家干活”。[1]（p47）
在组织纪律方面，札工形式有不少规矩。例如，“作息要绝对服从工头的指挥”，[3]（p17）“天明上地，太阳落回来，迟到算半工”[3]（p22）等等。合工形式也有简单的规矩。
传统互助的组织制度很不健全，例如陕北的变工，基本上“没有一定的组织和领导人，也没有一定大家必须遵守的劳动纪律”。[3]（p41）太岳的变工，“没有固定的领导人，给谁做活计，主要就由谁来安排”。[1]（p45）
四、核算机制
核算机制是否简便合理，涉及到互助组织的存亡，所以各类互助组织均规定了适合本组织的核算机制。该制度是由记工、计工、还工三个部分组成。在记工部分，可分为记工载体和记工方式两个方面；在计工部分，可分为按人（或牲畜、或农具）计工、按时间计工和按劳动效果计工三个方面；在还工部分，可分为还工时间和还工方式两个方面，还工方式又可分为工还工和钱粮还工两种。
在记工部分，其记工载体是大脑；记工方式是记出工。在计工部分，按人（或牲畜、或农具）计工以数量为标准；按时间计工以粗略估计的时间（半天、整天）为标准；按劳动效果计工以数量为标准。习惯上多采用以人和时间相结合的标准，一人一天为一工。在还工部分，还工时间规定较僵化，习惯上采取隔天还工的方式，如两家人力互助农业论文，今天我帮你做，明天你就得帮我做；还工方式以工还工为主，不同工种（如人工与畜工、耕种工与锄草工）间的折算比例和各工种与钱粮间的折算比例根据习惯而定，一般不变。
现实中，大多数互助组织的核算并不严格。例如，陕北的人力变工，“对工的计算，许多是不严格的”。[3]（p4）冀西的拨工，“没有严格的计工”。[2]（p3）冀鲁豫的合犋，“不计较谁多使几晌少使几晌”。[6]（p18）湖北的换工，工数“即使有些差额，一般不去斤斤计较”论文提纲怎么写。[10]（p62）广西的换工，“大牛、小牛都算一个工，农具和一些耕牛（如人牛一起换工）不给代价”。[1]（p69）少数规模较大互助组织的核算较严格。例如太行的工队，“按工分配工资，出工少的要补工”，习惯上要“给工头送工一二天”，或是让工头“白吃一份工钱”。[8]（p16）陕北的札工，习惯上“空工”工钱（即九人做工按十人的工钱算帐，多算一人的工钱叫做空工工钱），工主得“一半”，工头得“四分之一到三成”，管账得“四分之一或是二成”。[3]（p16-17）关中的唐将班子，习惯上包头“从每个工人的工资内抽取1/10到1/20”，领头“没什么额外报酬”，班子散工时可义务为他做工一天。[3]（p21-22）太岳的札工，习惯上工钱采取“八工九算账”（即八人做工按九人的工钱算账）和高于短工工资1/10左右两种算法。多算的工钱一般是“工头占50%，领工30%，管账20%”。[1]（p46）太岳修渠、打井所用经费习惯上由受益各户分摊，[1]（p47）广西兴修塘坝，“出工多少，原则上按受益田亩来定，所需木料、石灰等物，则按各家谷本多少平均分担。”[4]（p68）苏南的大伴工，一般是“按受益的田亩出工，田多劳动力少的出工资”。[5]（p143）甚至部分组织没有明文的核算机制，依靠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自律机制（即诚信原则）来维持组织的日常运转。例如，陕北的搭庄稼，“习惯上彼此都不还工，不找工钱，而且也不记工账”。[3]（p10）冀中的插伙组农业论文，没有“记工清工的”。[1]（p35）冀东的包工，男女间“不还工也没有报酬”。[9]苏南的打混作，“平时不计工”。[5]（p143）
总体而言，传统互助如果仅仅针对某一具体互助活动，确实不是半斤对八两，但对于互助活动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互利的。例如，冀中温仁村，赵玉明家和赵彦春家插伙作活，赵玉明一个壮年劳动力、五亩地，赵彦春半个劳动力、二十亩地、半个牲口一个旧车。[1]（p34）从表面看两家条件不对等，但是玉明使用彦春家的牲口和车，给彦春家做活时管饭，而彦春家给玉明做活时不管饭，并常年给玉明做针线活，这样一搭配便近于互利了。事实证明，互助违反互利是不能持久的。
传统互助“组织形式复杂多样；组织方式强调血缘性、地缘性和绝对的自愿性；组织分布呈现极不平衡性；组织规模一般较小”[10]（p37-41）的特征，导致我国民间互助组织制约机制的相对简单，这一机制除了基本保证组织正常运作外，无法为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中国的传统互助一直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除非外力介入，传统互助才能得以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史敬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M].三联书店,1957.
[2]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实业处、晋察冀边区农会.晋察冀边区的劳动互助[Z]1946.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79-1-118-1.
[3]中共西北中央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的劳动互助[Z].1944.河北省档案馆藏，索书号：F321.21.11.
[4]王丕年，石毅.关于札工的几个问题[N].解放日报,1943-04-14.
[5]华东农业生产中劳动互助的情况[J].新华月报,1952（4）.
[6]张广居.冀鲁豫劳动互助组织中几个问题的商榷[N].边区政报，1946-10-01.
[7]唐楠.镇东县英华区农村原有“劳动互助”的调查[N].东北日报,1947-02-23.
[8]刘岱峰.关于劳力互助的总结[N].边区政报,1943-09-01.
[9]冀东的劳动互助组织[N].长城日报（冀东）,1946-05-07.
[10]李小红.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模式研究[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7（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