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偏重直觉体验的思维方式对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同样有着明显而广泛的影响。我们现在相当多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思维方式就仍然带有严重的直觉性、经验性倾向。他们总是以日常经验性的思维和眼光看待当今世界的新潮流和教育改革的新举措，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潮流和举措的宗旨和深意，思想行为跟不上时代前进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他们也不真正了解和理解今天的学生，而主要凭自己的习惯性思维和了解到的一些表面情况来搞思想教育，想当然行事，致使学生接受程度较差，甚至引发学生的逆反心理，教育工作陷于被动。
三、崇尚中庸调和
我国历代思想家从整体性思维出发，强调事物矛盾双方的联系与统一。如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5]，“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6]，程颢的“物极必反”[7]，朱熹的“一生两”[8]等论述都表明，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所有对立的两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通过长期的教育熏陶，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社会生活和大众心理，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但是，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讲求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当初孔子提出“中庸”思想，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9]，强调认识和处理问题要掌握适度原则，防止“过”与“不及”，力求做得恰到好处。这种适中、适度的方法论原则，本是事物发展和人生修养的必然要求和体现，对教育引导学生不断提升自己的处事水平和人生境界也有重要意义。但问题是，中庸之道崇尚矛盾的调和统一，不关注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排斥和斗争，不重视通过对立面的交锋和优胜劣汰推动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而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随着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儒家“和为贵”、“执中、用中”、“无过无不及”的中庸观被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高度，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种尚同不尚异、尚常不尚变、尚统不尚分的中庸思维虽然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弊端明显。从理论上说，它片面追求和夸大矛盾的同一性，忽视斗争性，不符合科学辩证法的精神，不能正确地说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最终必然是取消矛盾，导致形而上学。从社会作用看，由于它单纯强调和维护大一统、一元化的主导思想，而使不同的思想观点和行为方式受到压制、扼杀，造成墨守成规、迷信权威、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思想禁锢。这种求同求稳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强调对传统的怀疑、批判和超越的求异求变的思维方式相比，明显束缚了创新精神，阻碍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
在这种日益保守和僵化的中庸思想的长期熏染下，人们形成了“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观念。这些观念引导人们随大流、别冒尖、处处小心从事，甚至反对和打击冒尖者，这种强大的心理压力必然阻碍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和发挥。中庸之道既妨碍培养和发挥学生独特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对客观事理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和独立思考、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的人生态度。信奉中庸之道使人变得圆滑世故，没有棱角，没有个性，一切随大流，这必然妨碍教育事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现在，许多学校领导和教师对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心知肚明，但因担心搞素质教育会影响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而瞩前顾后，畏首畏尾，改革迈不开步子。他们认为还是走应试教育这条既传统又普遍的“中庸之道”高明、保险。而实际上，只要素质教育真正搞好了，不仅有利于学生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而且其考试成绩也会稳步提高。
四、侧重内倾意向
中国古人的整体性思维强调人与世间万物本是同源同构、彼此感应的，因而他们自然认为，只要认识人和人类社会本身，就完全可以内在地把握世间万物了。这使得中国古代思想家把认识聚焦于人与社会的问题上，侧重向内探求，致力于探索治世之道、安邦之计，重视人的道德情操、道德思想的修炼，并形成崇善型文化传统。老子的“见素抱朴”[10]、庄子的“解心释神”[11]和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12]等观点，都是主张自我认识、自我反省、体认天道，最终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善境界。这种以人和人类社会自身为对象的内倾性思维和崇善型文化传统，与西方致力于以主体之外的自然界为探索对象的外向性思维和爱智型文化传统形成明显对比，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在伦理道德、社会治理、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发展。
这种内倾性思维方式和崇善型文化传统体现在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上，主要是修心性、致良知的道德教育。这既是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教育的基本方式。这种道德教育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受教育者个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自我克制、自我教化。由于道德注重的是觉悟，强调的是自律，因而，通过经常性的自我反省，检视自己言行的道德合理性，以不断强化自己已有的正确思想行为，及时修正不正确的思想行为，这对于优良道德的理念内化、行为外化和习惯养成，的确是非常必要的，对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仍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尤其是面对某些道德滑坡现象，反思和检讨现实中某些主要依靠空洞说教和外在压力等非理性手段推行道德原则的不成功的教育方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借鉴古代这种教育方法，引导学生注意经常对自身思想言行进行反思反省以增强道德觉悟和自律的重要性。
但在封建时代，随着这种内倾性思维的极端发展，思维方式走向封闭式，即将主体自身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对象乃至目的，忽视对外界的科学探索和认识，从而导致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严重不足，影响向外开拓的竞争意识、创造意识的培养和发挥，也容易诱发“心外无物”的主观意向和妄自尊大、漠视外界的心理状态。虽然这种传统思维的内倾、封闭和保守在改革开放时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而不断弱化，但它的惯性和残余仍然潜在而顽固地影响当代教育，是导致我们的学校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长期以来存在脱离实际的“象牙塔”倾向，教育与经济、科技、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新机制迟迟未能建立完善起来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根源。这种封闭式心态与现代世界的开放精神和竞争意识格格不入，使一些人对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加入WTO后我国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认识不清，估计不足，盲目乐观，缺乏必要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总之，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创造和传统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其漠视个性、忽视理性、封闭保守等诸多弱点，又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也影响到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进程，而且这种影响体现在宏观与微观、教师与学生等各个方面。如果教育工作者不树立新的思维方式，而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里去运用新观念、新政策、新方法，那么，教育改革思路和措施再好，也必定推广不开，成效不大，甚至南辕北辙。只有按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博采众长，综合创新”的原则，推进思维方式的整合、变革和转型，确立起继承发扬优良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的科学化、现代化思维方式，才能创造性地接受新思想、提出新观点，才能大胆而又有效地采用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和手段，使教育改革卓有成效，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庄子·天下》。
[2]《庄子·齐物论》。
[3]彭建华：《杨振宁答问录》，《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第2版。
[4][5] [6] [10]《老子》第二十五、二、五十八、十九章。
[7]《二程全书·遗书》卷十五。
[8]《朱子语类》卷六十七。
[9]《中庸》。
[11]《庄子·在宥》。
[12]《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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