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还在于它体现了在17世纪西方早期殖民扩张过程中中华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激烈冲突与碰撞。
后来，经过五年“历案”反复，康熙帝事实上作了较为冷静合理的抉择：只用西洋人治历的长技，而禁止传播天主教。这样，传教士传教的目的被否定，达到目的的手段被肯定；士大夫维护传统的目的被肯定，而取缔“西洋新法”、驱逐西洋人的主张被否定。这其中恐怕有杨光先在《不得已》中揭示的防患于未然的警示作用吧！
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多年来，学术界仅根据杨光先一句“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就把他视为中国士大夫盲目排外、顽固守旧的典型，甚至斥之为“无赖”、“市侩”，而对当时中华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激烈冲突的一面认识不足，也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人的悲哀！
[参考文献]：
[1]陈静、明政府对回回天算人才的任用[J]、回族研究、1994年第3期
[2]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4][美]乔治·E·柯克、中东简史（上册）[M]，湖北人民出版社、1975
[5]柯劭搿⑶迨犯濉⒕45时宪志
[6]杨光先、不得已[M]、中社影印本、1929
[7]张广恬、辟邪摘要略议[A]破邪集[Z]、北图陈坦遗本
[8][9]谢景芳、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现评价[J]、史学月刊、2002第2期 4/4 首页 上一页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