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只是根据西方国家对中国及周边国家地区侵略的模糊认识而做出的一种预测和判断，体育论文发表其关于传教士宗教征服野心的论断也无法得到证实。但他毕竟也是结合当时形势所发出的一种防患于未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被西方大规模侵略的合理预感。[8]其时也正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日益彰显之时。早在明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便侵占了印度沿海地区、马六甲等地，随即也曾入侵中国广东沿海，在遭到中国军队打击之后，转而骚扰福建、浙江沿海，在嘉靖三十二年又入据澳门，占为殖民据点。而西班牙殖民者则侵占了吕宋（菲律宾），另外还有英法殖民势力的东来。而具体传教士是否参与殖民者的征服活动对于杨光先来说是认识不清楚的。在当时中国人的世界历史视野情况下，我们也根本不可能要求杨光先对时势，对中西双方的情况有如此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计。他能看到西方对中国周边地区的侵略而警示国人就已经不错了。
同时客观地说，当时的中国仍处于世界强国之列，稳固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传统的内守型的封建政治体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家给人足，在这种文化和传统中生活的大多数政治家和智者是稳然处于庙堂之上而碍于无知的，他们对于西方海外殖民掠夺、四处通商是即不耻，也不怕的。在此种情况下，他们还很难圣明到预感“资本主义特有的疯狂”是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和景象。因此，面对殖民者在周边的侵扰和扩张，他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不过是一种海盗行径。即便更为严重，也不过只要闭关防范，不予理睬足矣。因此当杨光先提出“今者海氛未靖，讥察当严。揖盗开门，后患宜瑟。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口，毋使异日神予为前知，斯则中国之厚幸也夫！”[6][p33]以及种种警惕传教士搜集中国情报、不应让外国人自由出入随意活动的警告便被视为多余的了。不过，杨光先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意识至此，确也反映了他对时局的高度察觉力以及面对中外局势变化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情感。同时，他能认识到西方“器精”对中国的隐有威胁，应该说也是中国人传统观念的一次重大突破。
（二）、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氛围和儒家伦理为根基，杨光先认为天主教是一种荒谬、卑鄙的宗教，应厉行禁止。例如，他认为“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耶稣之母玛利亚有夫名若瑟，而曰耶稣不由父生，……是莫知父子。[6][p12]”这里天主教义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传统士大夫们很难找到一致之处而取得认同，并也断难从这些天主教义中找到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来。而耶稣会士们宣扬的“苍苍之天为上帝之役使者”、[6][p27]上帝是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把“上帝”凌驾于“天”之上，这更是如杨光先之中国传统儒生们所不能接受的。自汉代以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已成了统治阶级信奉的金科玉律。封建皇帝把自己封为上天之子，代表上天对世人进行统治，并因此制定了一套“天地君亲师”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也成了千百年来儒生们不断演绎推崇的社会道德准则。天主教否定天的至高无上地位，也就破坏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根基，造成乾坤俱汩，五伦尽废的局面，这当然为传统儒家所不能接受，也为最高统治者所不容许。正是意识到了传教士们所宣扬的天主教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严重差别以及它流毒中华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杨光先才对自汤若望任钦天监监正以来天主教在华的蓬勃发展形势忧心忡忡。为了反对天主教，驱逐西洋传教士，他不惜以自己掘劣的天文历算知识指摘西洋历法的错陋，以致叫嚣：“宁使中国无好历法，也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另外耶稣会士宣传的天主迟至后汉“元寿庚申”才降生、大清子民皆为天主耶稣苗裔、而六经四书俱为天主教之余论的理论也遭到一向自恃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儒生们的激烈反对。这样，耶稣会士以本来毫无根据、荒诞不经的教义传布中国，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和民族情感，而杨光先的反教，反对基督教对中国传统伦理、治国理念的冲击，反对西洋人的渗透而暗示“华夷之变”的传统观念，就当然不能说只是盲目排外的问题，（虽然他的排教有反对西方科技的盲目色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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