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广东诗汇、屈大均小传》载：“逾年，出游大江南北，联络郑成功入镇江，攻南京，郑兵败走。”他为抗清奔走，显然不是出家人所为，这并不是他反清的唯一事，待到吴三桂反清时，他曾入其军中，以图恢复汉明王朝。“吴三桂反清，以蓄发复衣冠号召天下，大均建义始安，以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安远大将军孙延龄于桂林。” 从这些事可以使我们知道屈大均为什么要“逃禅”，岭南为什么在南明政权失败后有那么多的“逃禅”遗民，有所待也。
屈大均如此，金堡亦是如此。当他到故都南京寻访遗老之时，亦多写缅怀故国旧主的诗词，如“故山识我非生客，今地逢君是故人”；“故国重来无异路，新诗一往落寒泉”“风送菱歌闻旧岸，不劳洗眼认杭州。” “白月青林魂已断，残山剩水路不通” 这种怀旧、惆怅追忆故国之作很多,实非一个僧人所为；金堡更是多有祭祀南明忠臣节义之士的祭文，如“祭祀南明督师瞿式耜文、刘大中丞文、熟烈郑公传、汪孺人传、杨总督传等。叙述诸人死节事，笔墨沉哀，有触犯清廷之忌”，“虽国亡遁迹空门，而凛于民族大义，反清抒忠，情见乎辞。”“虽有磨骨焚寺之命，寺僧死者五百余人。”思想如此，行动亦是如此。史载：“永历四年（1650）年，永历督师瞿式耜与总督张同敞为定南王所杀，尸骨未收，时已剃度的澹归为安葬忠烈遗骸，万死上书孔有德，请收骸骨。此书虽终未上达定南王，却反映了他的慷慨大义。”而他为保护那些为清廷所追查的前明遗民更是为人所知，显然这也不是一个出家人应该做的。
我们再看另一位“逃禅”者——石涛，这位明靖江王后裔，明清画坛上的大师，追思故国之作更是不胜枚举，仅就他签章印款就可窥一斑，代写毕业论文他常用的印款有“赞之十世孙阿长”（朱赞仪，第二代靖江王）、“清江后人”、“清湘遗人”、“济山僧。”（都是靖江王封地附近山水） 石涛好友李在《大涤子传》(石涛)也写道：“嗟乎！韩昌黎送张道士曰‘臣有胆与气，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语，不能伴笑语，不能伴儿嬉。乃著道士服，众人莫臣知。’此非大涤子之谓耶！生今日之世而胆与气天所用，不得已寄籍于僧，以书画名而老矣，悲乎！”
翻开李舜臣的博士论文《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这种抒发故国之思，映射、关注现实之作真是太多了。如果说他们是佛门中人，仅凭的就是那身缁衣，其所写、所感、所作不就是一个儒者所为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岭南社会表现得异常突出，或许只有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特殊的政治生态下，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从清廷对待这些遗民们的遗作更是从一个反面论证这些遗民“逃禅”者作品之“反动”。乾隆皇帝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圣谕＞》中说：“……金堡、曲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忘誓狂言，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能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在查处屈大均金陵“衣冠冢案”时，高晋的奏折中也说：“逆犯屈大均乃罪大恶极之人，其生前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忽而返俗，行踪诡秘，居心叵测”。屈大均的族人私藏他的作品亦遭到重罚，这些遗民“逃禅”者作品的“入世”可见一斑。
再次，岭南遗民“逃禅”的地域性。梁启超曾说“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义，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相对于北方文化的“明于礼义”，注重群体之间的协同，南方文化则强调个性的发展。 “五岭”把岭南与中原之地分隔，造成了岭南相对于中原的封闭，在明清易代之际，明显外离于“中原文化圈”，这也是造成南明政权能在此立足，并长期与中央王朝对抗的文化原因。这些遗民“逃禅”者虽然不得已走上原本不愿意的道路，但仍然尽可能葆有先前的信仰与文化，他们身着僧装却行儒家忠孝忠孝节义之事，他们在清王朝入主中原之事却性抗清之事，待到抗清形势恶化，又遁入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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