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异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主题词：屈大均 逃禅 政治生态
明清鼎革之际，岭南地区作为南明政权与清王朝对抗的主要地区，也是“三藩之乱”的主要地区之一，社会动荡不安，社会各阶层面临着生存与死亡、隐逸与出仕、抵抗与投降、旧主与新主的抉择；或成忠烈、或作遗民、或作贰臣，政治上凸显了多元的状态。遗民“逃禅”正是政治生态多元化的表现之一。本文尝试以屈大均为个案，通过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现象进行分析，归纳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之间的关系，揭示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的关系，探求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屈大均“逃禅”经历与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介子，号莱圃，广东番禺(今广州番禺区)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岭南三大家”之一。 虽是第二代遗民“逃禅”者，但是他“忽儒、忽释、忽游侠、忽从军”P1984，身份变化复杂，是岭南遗民中最典型的“逃禅”者，现对其“逃禅”经历进行回顾，以窥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层原因。
“甲申之变”时，屈大均年仅15岁，正在县学读书，与绝大多数逃禅者一样，他也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作为南明永历政权主要统治区，岭南的抗清斗争异常惨烈，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南明史》论证道：“清军入侵华南与东南，抵抗最为激烈的有两个地区，东南沿海与广东中部。”[2]P93 “广东中部是忠于明朝的力量抵抗清朝征服东南与华南的又一主力战场。该地的军事行动与东南地区相比，范围之广不及，程度之剧烈则过之。”[2]P106 事实的确如此，隆武二年（1646）十二月，清军李成栋、佟养甲部攻入广东，屈大均投入其师陈邦彦的义军中，为抗击清军积极战斗，直到广东沦陷，才不得不退出。但是广东义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清军的斗争，其中以“岭南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和张家玉这三位领导的抗清义军最为著名。
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清兵尚可喜、耿继茂部再次攻入广州，屠城，民死甚多，屈大均也参加了这次全城人民抗清运动。史书记载：“他随仲兄联络山海义旗，后败，兄遁迹不出”1]四松阡表。这次失败之时，关于人工智能的论文他也曾想“守节而死”，史载： “广州城破，仲兄义不欲生，先生亦同怀忠愤，有捐躯报国之志”1] 四松阡表；作为一个传统读书士人，在国家危难之时应该挺身而出，他曾想通过入仕朝廷来报效国家，并实现自己抗清复国的理想。史载：“永历三年（1649）春，奉父命赴肇庆行在，上《中兴六大典书》。大学士王化澄荐引，将得服官中秘。闻父寝疾，遄归。”[1] 四松阡表但是抗清的形势在广州被攻下后急剧恶化，永历皇帝先后走梧州、南宁。在清王朝与忠于明王朝各部争夺岭南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在这年冬天，二十一岁的他，礼函g于番禹园冈乡雷锋寺为僧，法名今种，字一灵，开始了他十几年的逃禅生活，这是他第一次皈依佛门，此时距离国变已经有7年了。
关于他此时逃禅的原因，学术界观点不一，中山大学孙立教授归纳为：“首先是年龄原因；其次是国变后的最初几年，南明朝在粤桂立足，屈大均对反清复明仍抱有极大幻想。屈大均父亲当时还在世，他还要担当事父之责。” 他综合了各方观点，其实，在这三种因素中，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或者说那种因素份量会更重呢？在下文中笔者将有详细分析，此不赘述。康熙元年（永历十六年即1662年），他结束了长达五年的北上之游后回粤省母，开始蓄发返儒。这是他礼佛后又重返儒门，原因又是什么呢？待下文分析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的母亲去世不久，他又复僧服入山，隐于浮图，直至终了。屈大均反复于儒、佛之间，以往学者着重从“事亲”的角度加以分析，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第一次“逃禅”时母亲尚在，难道只事父而不事母，与他同时的大批士人逃禅者，都是因为“事亲”而没有及时皈依佛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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