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屈大均这样反复于佛、儒的“逃禅”者不在少数，屈大均等人“逃禅”的反复，正是这一岭南在明清之际政治生态变动频繁、剧烈极好诠释；它反映了在抗清高潮与低谷之间，岭南政治曲折的背后，岭南遗民心里的矛盾，行为上的“异常”。他是岭南遗民反复“逃禅”者一个代表，而江南、滇黔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江南虽然是明南都所在地，但弘光政权不到一年便烟消云散，清政府对江南这个财富与文化重地控制极强，在开始时各阶层奋起反抗，但很快就被平定了。而在逃逸的士人中，选择礼佛者不如岭南那么多，礼佛者中鲜有如屈大均一样反复于佛、儒两门的。这与江南地区自宋以来作为中央王朝经济中心与“文宗之地”密切相关，江南受到统治者重视，所以很快被清廷严密控制且统治不断强化。明清之际江南的政治生态明显没有岭南曲折，所以江南遗民虽决意仕进，但他们或筑室而居，或浪游山水，或潜心学术，而不是像岭南遗民那样有所待，有所求的选择“逃禅”。黄宗羲、顾炎武这些曾经积极参加抗清的士人领袖，他们都没有选择“逃禅”，而是潜心学术，从“道”上坚守而保“汉家天下”，致力于“经世致用”思想的宣扬。而滇黔之地，虽并入清之版图也较晚，“逃禅者”也颇多，但滇黔之地事佛之风甚烈，自古有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就说：“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齐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齐毕乃已。”很明显，明清鼎革时期的滇黔政治生态与岭南有异，“逃禅”遗民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关系不如岭南那般密切，亦少反复与佛、儒两门的逃禅者。
其次，岭南士人逃禅带有明显的目的性。他们中“僧服儒心”，“虽作头陀不解禅”者多, 所谓“易姓之交，诸遗民多隐于浮图，其人不肯以浮图自待，宜也。”在清初出家的遗民中，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现实彻底幻灭，真正看破红尘；二是不得已而为之，宗教只不过是个保护伞而已。岭南遗民“逃禅”者中后者占大多数，他们都曾对南明政权给予了极大的期望，故“逃禅”前多入仕南明政权，或为它出谋划策，或直接起兵抗清，皆为恢复“汉家天下”而战，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宁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也不愿作为功名利禄而变节投降之徒。在政治环境严酷之下，他们不得已而出家为僧，虽不惧死，怎奈理想之未灭，出家礼佛实有所待、有所求也，故形成了“僧服儒心”之现象，从他们的思想、行为上可以得到验证。
屈大均曾写诗云：“哀表元兮太早，不及陪兮滇池，有弟子兮后死，曾沙场兮与尸。抢遗弓兮哽咽，拾发齿兮囊之，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之报之。”诗中描写了战斗之惨烈，丧师之悲恸外，还抒发了屈大均誓欲复仇的决心，暗示了将来对生的选择；很显然，这不是一个“逃禅”者应有的情怀，也表明他们“逃禅”非简单为僧，实有所待也。再看他第一次“逃禅后出游所写的诗，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永历六年（1652）年，他第一次作为僧人出游庐山，两年间留下诗作38首，以禅或佛事入诗者仅有4首，都是写景，少禅意。倒是涉及时事，追思故国占到绝大多数。其中一首写江西义师之败：“义士魂何处，沙场一放招。黄衣归朔漠，碧雪满南朝。山枕孤城峻，江通百粤遥。天生形胜地，空助虎狼骄”。语极沉痛，对满清之恨更是跃然纸上。在《六过彭蠡》中写道：“平陈功烈事，遗恨与神京”这种语含映射，追思前朝的思想显而易见。可见他是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佛门中人。屈大均逃禅有年，一生中却只有一本佛学著作，还是应师傅之邀给《叶严宝镜》作跋。
如果这些仅是他思想上的“入世”，那么他们的行动更是“入世”。既入佛门，当看破红尘，谈禅读经，而岭南这些遗民“逃禅”者却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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