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然有些牵强，若我们考察此时岭南社会历史背景，当可以揭开他们这些士人逃禅的最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频繁变动，应该是他们这些反复于儒、佛两门士人的重要原因。
二、从屈大均“逃禅”看岭南遗民“逃禅”的特点
明万历以降，禅风浸盛，封建士大夫中间逐渐盛行着一股逃禅之风，士人“以无端之空虚禅悦，自悦于心也。”逮至明末，此风愈来愈烈，竟出现了“士大夫无不谈禅”P101-158的局面。明清之际岭南地区“逃禅”之风的盛行，与另外两个逃禅盛行地区即江南与滇黔有所不同，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
首先，岭南遗民“逃禅”过程中的反复性。“逃禅”的反复性正是明清之际岭南政治形势变动曲折性，南明政权抗清现实的高潮与低谷的反映。我们首先来回顾屈大均第一次逃禅前的岭南历史背景，永历元年（1647）清军李成栋部攻下广州，岭南抗清力量被其镇压，抗清形势转入低谷；然而到了永历二年（1648）年，南明抗清的形势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清提督江西兵务总兵官金声桓与王得仁在在江西反正，接着李成栋在广州改弦更张，抗清形势骤然好转，迅速掀起了抗清的一次高潮，江西、湖广、两广尽归永历政权控制之下，抗清是此时的主流，逃禅者极少。但在永历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尚可喜、耿继茂部攻下广州，孔有德攻下桂林，永历政权两个省会城市的陷落，永历皇帝走南明，南明抗清陷入了又一次低谷，岭南抗清力量被严重摧毁，那些守节士人或死或逃。
在永历四年（1650）的冬天，屈大均皈依佛门了，显然不是巧合，屈大均本人曾说：“吾屈为岭南望族。予国变迹为僧。”在他的另一著作《死庵铭》中也可以印证国变的影响，“予自庚寅丧乱，即逃于禅，而以所居为死庵。”可见“国变”是促使他很快踏入佛门的重要原因，以往论者“事父”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怎不“事母”呢？我们可以从当时岭南其他士人“禅者”也是选择在此时出家得到印证。岭南又一个著名“逃禅”者——金堡也是在永历四年（1650）选择逃禅的，难道不是巧合。史载：“携通政使印司奇祝发为僧，世所称澹归大师者是也” 这位南明永历朝的著名谏臣皈依佛门再一次说明政治生态变动使这些士人逃禅的重要原因。在中山大学李舜臣博士的论文《清初岭南诗僧群研究》中再次可以印证，在1650年前后逃禅诗僧占到总体绝大多数。在清人温睿临《南疆逸史》中所载的45人逃禅者中，在1650年前后逃禅者占到半数以上，次绝非巧合！
同样，我们可以用政治生态的变动来解释他为什么在皈依佛门后又返儒这一矛盾的事情。他返儒是在康熙元年（1662），这一时间值得关注。在他们这些“有所求，有所待”的“逃禅”者的心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永历十六年（1662），吴三桂杀死了从缅甸捉回来的永历皇帝，南明最后一个政权也已经不复存在了，抗清陷入了又一次低谷，他们反清复明的理想破灭了，以逃禅为名行抗清之实已没有必要，加之他北流多年，回归故土“事亲”的愿望让他选择返儒。时局的变化让他不知道逃禅前景在何方，可以说是相当迷茫，他在《髻人说》中写道：“既已来归子舍，又不可以以僧而事亲，于是得留发一握为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则以罗浮道士称之。”P398 这一时期，“事亲”在他的内心占据很重的分量，但并不是全部。他作为一个前明士子，一个曾起兵抗清，欲恢复大明王朝，恢复汉家天下，有着“华夷之辨”的汉族知识分子，他的返儒生活并不愉快，甚至是痛苦。
从康熙元年（1662）永历皇帝被杀开始，抗清的力量已经很微弱，社会趋于安定，清王朝统治者逐步废除了“剃发”、“圈地”等错误政策，吸收中原文化，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政事。这些政治生态的变化对屈大均产生影响，他逐步认识到恢复过去已经不可能了，并对当时社会状况有了某种程度认同，所以他在母亲病故之后再次踏入佛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他的母亲去世不久，他又复僧服入山，隐于浮图，直至终了。交通论文他这次皈依佛门与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有所待而为之；而此次则是真心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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