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陈望道最早对通感现象进行了研究。作为综合性学科的通感，钱钟书首度奠定其学术地位和性质。现当代通感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对钱老的观点有了新的探索与争鸣。
论文关键词：通感,本质,争鸣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在现代中国，陈望道是第一个对通感现象进行研究的人。1921年他在给《民国日报》副刊撰文道：官能底交错——就是感觉底交杂错综。这是近代人神经极敏所生的一种现象。例如德国诗人兑梅尔（Dehmel）《沼上》诗中有“暗的音声”一语：明暗是视觉上的现象。音声底听觉上的无所谓明也无所谓暗的；说是“暗的音声”一语：明暗是视觉上的现象，音声底听觉上自无所谓明也无所谓暗的；说是“暗的音声”那是视听两官感觉底混杂，就所谓官能底交错了。余类推。[1]望老举的是文学语言当中的一则通感例子，应该说，它是作品文学性的一种追求，当然它也属于语言运用（或者说是修辞）的范畴，而且望老用“余类推”来表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通感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值得人们去关注。但望老只把它当作文学及写作上的概念来提出，在《修辞学发凡》中未将其采录。
张弓率先把通感现象纳入辞格研究的范围，并以“移觉”目之：将甲种感官的作用，移到乙感官上来，使文词别呈一种美丽。如《庄子》：“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史记》：“此与以耳食无异”。《唐书》“道路目语”。《史记》：“十九人相与目笑”。[2]
张弓先生首度以“移觉”来概括感觉挪移的语言现象，可谓是比较符合汉语实际的辞格命名。但他所举的四则例子，却是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通感修辞。后来研究通感的学者有些也沿用“移觉”来命名通感，如张寿康[3]，其所举例子也算比较典型的通感修辞，导致“移觉”成为通感的另一名称。（但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把通感和移觉分开。）
1962年1月钱钟书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通感论》一文标志着通感及其理论的正式形成[4]。钱钟书在这篇宏文里将通感视为文艺学和语言学的共有范畴：“在中国诗文里，偶而碰见一种描写的手法，古代的批评家和讲修词学的人似乎都没有拈出”。但钱先生接着又说，“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两句都是通感（Synaesthesia）”。这说明通感最初是心理学或语言学上的术语，后来才被借用到文艺学中。
盘点钱钟书先生的这篇论文，至少有四个方面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他指出了通感的心理学根源：本联想而生通感。提到了亚里士多德在《心理学》里首次研究了通感现象，1892年法国心理学家米叶第一次使用“通感”这个词。这是通感研究的基础，也是通感研究取得突破的前提，引起了后人重视通感生成的心理机制的研究。
二是将通感定位于心理学、语言学、文艺学范畴，至少引起这三个学术领域内对通感的研究，这些合力的研究大大推动了通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三是提出了日常经验在通感研究中的重要性，为通感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开启了道路。认知语言学认为：通感是人体感觉经验与外在客观世界综合作用的结果。大脑将这些结果提炼成概念系统及通感认知模式。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无疑是当代通感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
四是指出了人类主体的创造性是通感形成的的社会原因，为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领域上创造性地运用通感及研究通感提供了理论来源。
可惜，由于从所周知的原因，通感研究直到新时期以后，才在钱先生的基础上得以全面深入的展开，并且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二、通感本质纷争述评
通感的本质实际是通感的定位问题，即它属于哪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范畴，钱钟书定位于文学和修辞学。但又指出它来源于心理学与语言学，实际上钱钟书的通感涉及了三个学科领域；文学、语言学、心理学。也就是说，心理学、语言学、文学都有通感现象，各个学科都可以对通感进行研究，这其实已经指出了通感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对钱先生的观点，新时期的通感研究者在理解上出现了众语喧哗：有些研究者认为通感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修辞的心理基础，不承认通感的修辞学地位。如秦旭卿（1989），段会杰（1987），万明华（1996）。有些研究者则认为通感属于文艺学范畴，不承认通感的修辞（或语言学）地位，如金开诚（1980）最早标举艺术通感。他认为，艺术通感是指艺术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能对各种艺术融类旁通，甚至融会贯通；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经常有感于物，有悟于心，从而左右逢源，促进创作。陈育德（2000）指出，“通感”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现象，表现于人的审美活动中，称之为审美通感。2005年陈育德出版专著《灵心妙悟——艺术通感论》，更是坚持通感属于文艺学的范畴的观点。他认为：通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活动，不是各种表象的简单相加；可以归属于审美知觉。[5]在通感作为修辞的问题上，陈先生还是坚持上世纪80年代秦旭卿的观点，认为：通感是可以通过比喻、比拟、借代、拈连、移就、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段表现出来的。如果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修辞格，那么怎能同其他修辞格划清界限呢？通感为诸多修辞格提供了心理基础，而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修辞格。杨波（2003，2004）以5篇系列论文的形式，再次重申金开诚先生的观点，并对艺术通感的生理-心理渊源、艺术通感的审美特征、艺术通感的工作机制、艺术通感的接受等几个方面来探讨文艺学上的通感及其规律。王丽认为不存在语言上的通感。“通感不能归为文学修辞术语，也不完全是心理学术语，它涉及到人类众多的文化形式，而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得到最集中体现。”“文学中描述性的通感已经脱离了通感实际的生动性，复述者在其复述时已经脱离了通感的现实，现在只是把当时的体验默写出来。阅读者由于文学修养和心理等原因对通感修辞手法的理解有难度，人们对通感的实际了解还是不清晰。借助生动的描述可以部分地达到对通感体验的复原，但描述性的通感是人的第二次创造，作为修辞手法的‘通感’实际不是通感，它只是在运用修辞来述事，写意，使所描写的对象更传神，便文章更生动。”[6]但是更多的研究者还是坚持通感是语言现象，属于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他们普遍认为，通感有其心理，生理上的规律，但作为心理、生理现象的通感它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属于语言学上的通感研究的物质基础。很多语言学的研究者开始了探索通感的这种生理、心理基础，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语言学上的通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蔡富有（1981）较早讨论了通感发生的心理基础，李国南（1996）通过对几种主要的东、西方语言中通感修辞的抽样调查、对比和分析，初步论证了通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生理现象的观点。刘蕴璇（1994）认为通感是一种心理现象，就必须从心理机制的研究着手。只有将研究的触角深入到心理机制中去，才能使我们对通感语言的认识由现象进入本质。李鑫华（1999）也讨论了通感辞格的心理依据及其表达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李有亮（2007）从视觉心理学的视角来探讨通感的心理基础，非常深刻而独到。接着，语言学界还对否认通感的学术观点展开了争鸣。袁晖（1985）坚持认为通感是独立的修辞格，与秦旭卿的观点针锋相对。袁晖（1980）、谭汝为（1981，1982）、伍铁平（1984）、褚孝泉（1997）、唐桂兰（1999）等进一步撰文认为通感的辞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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