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活动家、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擘。他一生忧国忧民，坚持维新救国，主张政治、经济改革。晚年寓居天津，全心致力于学术研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饮冰室合集》，其中《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至今仍有着现实意义。然而，显为人知的是，梁启超的一生还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从1925年起到1929年病逝前，他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从而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论文关键词：梁启超,图书馆,图书真伪考订
一、 图书馆理论的形成与实践
梁启超五岁开始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八岁学做文章，九岁便能下笔千言，十岁参加童子试，得“神童”之名。十一岁阅读张之洞的《輶轩语》、《书目问答》等书，这是有关文摘和书目内容的书，读后梁启超顿觉视野开阔，思路大进。他后来在《三十自述》回忆起此事，写道“读此书后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这是梁启超首次接触除“四库”外的书，这也是他触及图书馆学的开始。
17岁，梁启超考中举人，转年拜师康有为，就读于康在广州创办的万木草堂，学习治学方法接受新思想。万木草堂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康有为还将家乡几代藏书运来，并不断购置当时所译的西方史地、社会、法律和自然科学的图书，这些都是无保留地给学生随意阅读，甚至由他们自行管理，同时梁启超提倡，把学生个人的书也都捐出来，大家可自由借阅，这就是万木草堂书藏图书室的雏形，也是梁启超从事近代图书馆活动的开始。梁启超也由此读了很多书，在读书中还逐步形成了终身坚持的两个习惯，一是做读书笔记；二是读书讲究致用。这对后来他注重图书馆，尤其注重于考订学和书目学有很大影响。在万木草堂时，梁启超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校勘和分纂工作，更引起他对图书真伪考订的重视。日后的梁启超认为图书馆建设第一要素就是图书质量，并专门著《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作了全面、科学的论证，提出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必不可缺的建构。他说：伪书不辨，祸害无穷，做学问更无从谈起，中国人又好古成性，伪造古籍是一种社会通病。
梁启超读书多，讲究版本学，曾指出：“中国书籍，许多全是假的，有些一部分假，一部分真，有些年代弄错，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有了标准，功夫才不枉用。”他说：“此中越是名人之作，假冒者越去作伪，冒充李白诗的就不乏其人。李白诗集有1／4是假的。”梁启超注重图书考订辨伪，但有趣的是，他却认为伪书很有文化价值，执持不得废毁、付之一炬；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就是要妥善保存各种伪书。梁启超说：“伪书非辨不可，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并不一定要把伪书烧完。”此说是很有见地的。
二、图书馆理论的实施
1、提倡和支持开办各种图书馆
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就未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梁启超认为西方列强战胜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富民强，要想国富民强必先开民智，开启民智的途径有很多种，其中之一就是读书学习，要读书学习就要建立图书馆。在梁启超的大力宣传倡导下，当时很多学会都对建立图书馆非常重视，如强学会成立时拟办五件事，其中第三件就是建图书馆。梁启超不仅重视创办学会图书馆也非常重视创办学校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他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强调，不仅高等和中等学校应设立图书馆，其他类型学校也应如此。对于私人创办图书馆，他也非常关心和支持。当他得知在华美国人李佳白打算创办尚贤堂图书馆时便写了《记尚贤堂》一文，热切希望早日建成。当戴东源图书馆建立时，他专门写了《戴东源图书馆缘起》一文，用以纪念和宣传。在梁启超的大力宣传下，当时社会从上到下对建立图书馆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2、向西方探寻图书馆建设道路
梁启超曾经两次游历海外，每到一处就会特别关注当地图书馆，并从中汲取认知和理念。
1903年，梁启超访美，在波士顿以整天时间参观市立图书馆和报馆。他对古老的图书馆很有兴趣，并将参观所得作了详细记录。他还对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赞赏不已，流连忘返。他称赞华盛顿图书馆是世界上第一美丽之图书馆也，图书馆里塑立的学者造像和万国文字让他兴奋；图书馆的观书堂(即阅览室)秩序井然，更使他仰慕不已：“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观书堂环境布局更见有浓郁的书香气氛，这也使梁启超从中认得图书馆所含的传统文化价值。
1918年底，梁启超等人由上海乘船赴欧洲考察。这一次，他几乎跑遍欧洲各国，凡所到之处必参观当地的文化设施，如法国卢梭、巴黎博物馆、图书馆、英国的莎士比亚故居和大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等等。他对图书馆藏品格外注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中国留学生去欧洲，在当地图书馆、博物馆里发现收藏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档案。实际上，最早发现并将抄本带回国的是梁启超。1919年8月，梁启超前往荷兰海牙来丁大学图书馆参观，在对该馆“中西诸书悉览无遗”时，竟然发现了馆藏的天平天国《天条书》(壬子二年)《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太平诏书》抄本和《颁行诏书》原刻本，大为欢喜，视为珍奇。当时因即将回国，就请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雇人抄录。抄件带回中国，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
3、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
在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方面，梁启超也称得上是一位先行者。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的《演说辞》中，明确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谢国祯、姚名达、戴家祥等都是梁启超清华任教时的弟子。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帮助他们提高，还注重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比如，他让谢国祯参加他主持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著工作。在他的精心指导和影响下，其弟子后来都大多成才。如谢国祯、姚名达等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著名的目录学家。后来梁启超的二女儿梁思庄也受其影响，由生物学改学文学，曾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士。回国后，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成为了我国图书馆界了不起的女导航员。
4、同时任三个图书馆的馆长
晚年梁启超更是积极努力于中国式图书馆学建设，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法和目录学。在万木草堂学习时，梁启超就制作了草堂书藏索引，他发现这对治学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后来梁启超凡研读，必作书目，开导他人治学，必作推荐书目，当然这些书目是要切实的。1923年，当北京《清华周刊》请若干学者为青年学子开目录学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他就从国学入门提出了《论语》、《孟子》、《史记》以及李白、杜甫诗集等30几部必读书籍，并对每部书籍作了书目解释和评介。这些书目，即使今天的人们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必读的基本书籍，梁启超指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梁启超还曾研究过当时风行世界的杜威十进分类法，著述多篇有价值的图书馆学论文，并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
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1916年，领导护国战争的蔡锷病逝。他曾在上海发起并筹建松坡图书馆(蔡锷字松坡，因此得名)。1923年11月，他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并将松坡图书馆和图书俱乐部的书运到北京，建立颇有规模的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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