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儒家的以礼为本、以“中和”为准则的思想，使音乐与礼仪为伍，“乐以民和”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教化工具。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重教化轻娱乐，真、美服从于善的主体风格。本文以历史为线，梳理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借此了解中国礼乐音乐美学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礼乐,和乐
孔子肯定音乐的教化作用，将“乐”与“礼”相结合，构成一种直接为政治和教育服务的“礼乐观”。把礼乐看作是修身治国的重要手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主张美善统一，乐必须有“仁爱”的精神“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音乐内容如果反映了“礼”，及“仁爱”的道德标准，就是“善”。音乐形式结构，如果和谐统一、中和、雅正，就是“美”。二者能完美结合，就是“尽善尽美”了。曾赞扬《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批评《武》乐“尽美”而“未尽善”（《论语·八佾》）。认为音乐有极大的政治作用，音乐和政治的兴盛与否，影响着人民的思想情绪，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同时，他也打破了以往音乐观所通常具有的宗教束缚，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已不再予宗教以任何地盘（'子不语怪力乱神'）。
《礼记·乐记》提出“制礼乐，人为之节”（《乐本》）的命题。重视“立乐之方”，强调个人服从社会的规范，要求音乐在“礼”的秩序规定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感情。对于音乐的作用，主张“乐和民声”（《乐本》）、“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论》）。提倡“和乐”必培养人的德行，反对“淫乐”，以防止人的道德败坏。只有诚于中，才能形于外。只有真正有德的音乐，才能感动人心。故作为“治心”的乐，不可为伪：“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乐论》）
《国语》在关于单穆公、伶州鸠论乐的记载中，反映出“和”这一范畴的历史发展。指出“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周语》下）。认为声色的审美，必须以“和”为限度，超越这一界限，会引起心理与身体的不适和疾病。伶州鸠提出“乐从和，和从平”的观点，强调“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同上）的观点，反映中国古代以“和”为美的理想。
继孔子之后，为儒家音乐思想真正建立起一个模式的人是战国末期的荀子，他所写的《乐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音乐美学的专论。以音乐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说与“中和”的审美标准说为中心，将礼乐思想进行了归纳、整理，使之理论化，并坚持了无神论的立场。他指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可以“移风易俗”，使“民和而不流”、“民齐而不乱”。主张“乐和民声”。认为音乐可以使君臣、上同“和敬”，可以使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就音乐的不同社会功能，“正声感人而和气顺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提出美学与伦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命题：“美善相乐”等。
以儒道思想为主，广采百家学说的《吕氏春秋》，充分肯定了“乐”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教化作用：“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适音》）
三国魏阮籍著的乐学论著《乐论》中，主张“政教一体，礼乐外内也”，“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要求乐要合乎“先王之制”，歌颂“先王之德”，要合乎礼的规范和制约，认为“礼废则乐无所立”，礼乐应该互相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其论乐的根本精神，在于“圣人之乐，和而已矣”这一命题，揭示了音乐的本质及其作用。
汉武帝时的司马迁认为，音乐是道德深化的结果。独特个性的音乐，表达的正是这种德化的精神：“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乐书》）“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乐书》）把审美愉快与道德净化联系在一起。认为音乐的功能，是“将欲为治”，“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乐书》）
唐张弧在其《素履子·履乐》提出“乐者，天地四时之和也”的观点，强调音乐与自然和政治的协和关系：“律品调则阴阳和，五音调则四时叙。”又曰：“乐行而论清，耳日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主张“节乐止淫，履之本也”。反映其传统儒家音乐美学观点的影响。
宋代苏洵撰的《乐论》中，提出“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的观点，强调“礼之始作也，难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难久”。要求注重音乐的作用，认为礼如雨，如日，如风，“以形用”；而乐如雷，能达到风、日、雨所不能湿、不能燥、不能动的效果。“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故“以神用”，有震撼人心的审美作用，又认为“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使音乐能发挥礼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其审美观念，虽囿于儒家范畴，但强调审美的激发力量，则超越“和”的审美原则。
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又提出“淡”、“和”的音乐美学观，认为古代的圣王，都能达到社会稳定的政治理想，创造平淡而和谐的音乐。平淡有助于平息欲望，和谐有助于摆脱躁急的心情，可以起到教育人，使之心平气和，并能感动自然，使之风调雨顺，神人相通。
北宋音乐理论家陈旸。其音乐美学观点，强调以礼乐治天下，胜于刑政治天下，认为“末之为礼乐，末之为刑政”，“以礼乐胜刑政，而民德厚”；“以刑政胜礼乐，而民风偷”（《<乐书>序》），反映其儒家空想的社会审美理想。主张“乐以太虚为本，声音律吕以中声为本，而中声又以人心为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与作，不知文者不可与言述”。认为“古乐之发，中则和，过则淫”。（《<乐书>序》）以中正之声为极则，以儒家经典为准绳。
明代音乐家徐上瀛，强调儒家传统美学风格，即“正始风”或雅正之音，又注意吸取道家美学精华，追求“希声”的美学意境：“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又说：“调古声淡，渐入渊源，……此希声之引伸也。”反映其糅合儒道美学精神的特色。系统地描述了“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等二十四个美学范畴，从音乐演奏的神情趣味，到演奏的美声意态形貌，均有所涉及。明确提出“首重者，和也”、“弦上之取音惟贵中和”的美学命题，把“淡和”、“清和”、“和静”、“清淡”作为最高的审美境界和审美标准。但始终未超出儒家传统声音美学思想。
清音乐家汪烜在音乐美学思想上，继承传统儒家观念。他说“乐，和而已”，要求音乐要“有节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要置乐以“至淡”之中。只有这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而郑卫之音之流，“先王不以乱雅乐，而梨园杂剧，恒舞酣歌，败风乱俗，费财生祸，又不止于乱雅乐已也。”这种音乐审美观是继承了周敦颐的“淡和”之论的。这种观点，往往不是从审美欣赏角度出发，而是从传统礼教角度出发来评判音乐艺术的优劣。他们讲求音乐的“善”性，使音乐具有“移风易俗”之功能，把音乐作为教化心灵的工具。
总之，儒家的礼乐思想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光辉起点，为研究我国古代音乐、美学、文论、甚至于制度等的发展都奠定了永恒的基础。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而以“和”为贵，重和谐的思想到现在也被领导者们大力提倡，其影响可见一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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