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作为日常生活实践，性别规范规定了女性的言谈举止、个人形象和生活方式，在言谈举止上，女性应该温柔少言，举止中规中矩，不张扬。个人形象应该是朴素大方，普通不出众，不应过分追求外表。生活方式是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他人取向的，指向家庭，而非个人。而妇女主任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都是出格的，她爱说笑，不拘束的性格被村民认为是风骚。她爱好穿着打扮，讲究个人享受，当丈夫外出打工带回一笔钱，她不是像一般妇女一样存起来或者给孩子们买衣服，而是和丈夫一起出去旅游，将钱全部花光。别的家庭母亲会做好饭盛好饭，给一家人吃，而她则是让孩子们做饭，然后谁盛了谁吃，村里的一个妇女这样说她的家庭：“咱们家都是我做好盛好给一家人吃，她家是各顾各，咱们是社会主义，她家是资本主义。”不管这种“姓资姓社”的比喻是否恰当，却很形象地说明了她家庭的生活方式和别人家存在着巨大差异。
其次，性别规范还规定了女性的主要活动领域，即人们常说的“男主外，女主内”，这一条男女有别的原则，限定了女性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家庭，一旦女性超越家庭的界限，就可能遭到非议。这种内外之别，看不见摸不着却存在着重大的禁忌，正如卢宾所言：两性的分工是一种禁忌，“一个反对男女同样的禁忌”，（卢宾，1998：42页）而打破这种禁忌自然会引起秩序的紊乱。村里一位妇女认为发生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是妇女主任：“她要是不当这个妇女主任，就不会出这样的事。”这位妇女与小李关系不错，她觉得小李确实受到了冤枉，但是“如果她不当妇女主任就不会惹一身骚”、“她本来就不注意这些事，又好打扮，人家可能不怀疑她？”她还讲述了另外一个有关妇女主任的故事：那个女人本来就“疯痴”，当了妇女主任之后，跟着一个大队干部“跑了”（当地方言，意为私奔），毁了两个家庭。这里隐含的意思是，一个女人不好好守在家里就一定会出事。其实，当妇女主任未必就会“出事”，问题在于是否“越界”。妇女主任这种职位，每一个行政村都会有，然而妇女主任常有，而事却未必常出。妇女主任如果遵循着只管妇女不管男人，只做些辅助性的“女人干的事”，就算没有越出内外之界，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G村的妇女主任小李的问题出在她自以为是个“官”，于是就摆起了官架子，人们说自从她当了妇女主任，就“仰着脸走路”，见了人“脸抗抗的”（当地方言，意为眼睛望天，趾高气扬）。整天和大队干部一起吃喝玩笑，在处理村民计生事务的时候特别较真，“她还真以为自己是个官呢”。这种自以为是官、较真和仰着脸走路就是越过了男女之间的大界，从一个家庭妇女，当上了官，并且摆起官架子，说明妇女主任超越了内外之界，不守在女人的私领域，而走进了男性的公领域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当然，这种内外的领域规定还伴随着资源分配的规定，即女性可以享有家内资源和家庭所赋予的声誉，而在公共领域的声誉和资源则自然是属于男性的，因此一个女性企图在“当官”上获得成就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僭越。在经历了小李的事件之后，村里的下一任妇女主任表现得更加谨慎，她经常摆出妇女主任是一个无足重要职位的样子，她说：“总得有个妇女主任吧，其实也不做什么事，就是计划生育，现在计划生育也不严格了，有时上级要求给妇女体检就去动员一下。”
最后，性别规范最基础也是最严厉的组成部分是性规范。性规范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对男性是鼓励性的，男孩子从小就被鼓励不断地重视自己的性器官，不断地谈及媳妇等话题，而女孩子的生殖器被人们故意忽略，任何一种提及和触摸都被严厉禁止，因此对于女性的性规范是否定性的。相对应的是，性规范对男性性越轨的惩罚也较轻，一个男性在性方面的“随便”并不会被视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文化也会为男性的性越轨找到借口，认为性越轨只不过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因此老王的性丑闻对于他本人并不是一件多么羞耻的事，丑闻公开后，他也不必觉得难以面对村民，躲避舆论的压力。而对女性的性越轨则有着非常严厉的惩罚，对性规范的遵守是一个好女孩或者好女人必备的条件，但是并不是做到这一点就一定是个好女人，然而，一旦有所违反，一个女人在任何其他方面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对性规范的违反是一个女孩/女人最严重的越轨行为，这种严厉程度可以达到即便没有违反，只要涉嫌就会败坏名声。小李即是这样的例子，她说自己一肚子苦水无处说：“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但是谁会相信我？！她就这样骂我？！她男人喝醉酒说的话也能信吗？！”一旦卷入婚外情的绯闻，无论事实如何，她的名声都被败坏了，连辩解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因此，女性对性别规范前两种的遵守，就是一种不被涉嫌违反性规范的保障，只要前两个方面好好遵守，一个女性就不容易被怀疑。然而小李却不是，她在性规范上的“失足”恰恰是因为她的基础没有打牢，在前两个方面的反叛行为导致了人们对她在性方面的怀疑。这种怀疑，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情绪，而爆发，只需要一个似有若无的引线。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