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有些豫商因为能够预测市场行情，及时把握供求关系而发财致富。周景就是这类豫商的代表。汴河疏通后，周景预计汴河将成为商业流通的黄金水道，而在汴河周围尚没有一间仓库。周景抓住商机，在汴河边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客栈——十三间楼。十三间楼既提供食宿，又提供存放货物之处，且卫生安全。十三间楼很快引起了在汴河上来往的商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把货物存放在这里，不时在这里食宿。周景靠十三间楼迅速成为一代富商。
南方的金橘清香味美，豫商为了赚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将其运到开封。橘生南方，作为北方人的开封人此前并没有吃过金橘。因而，起初，金橘在开封没有打开市场。但是豫商并不失望气馁。他们知道金橘的质量，相信一旦宣传开来，金橘必然会畅销。豫商通过关系将金橘进献给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张贵妃在食用了金橘后赞不绝口。这样，金橘依靠豫商的智慧得以进军开封、河南以至北方。市场打开之后，如何保证金橘的供应则成为摆在豫商面前的一道难题。豫商经过多次摸索，找到了长久储存金橘的方法。欧阳修的《归田录》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其欲久留，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熟，而喜性凉，故能久也。’”
河南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京杭大运河把河南与中国其他地方有机地联系起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大都是先运到河南储存起来，然后再通过运河转运到其他地方。大运河的繁忙造就了更多的豫商。有些豫商与官府合作，用官船运送货物。单干的豫商则成立自己的船队，主营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及南北方的特产。由于水路畅通，货物吞吐量大，很多豫商的船队都是满载而归。当时政府对于盐业不征税，一些精明的豫商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投身盐业运输，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可以说，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主力军就是豫商。豫商带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南北的经济交流。特别是在灾荒的年份，豫商把富裕之地的粮食运到受灾之地，一方面赈济了灾民，另一方面，也赚取了合理利润，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新唐书》对此有记载：“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
开封和洛阳是当时河南乃至全国两大著名的商业都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开封当时有150万人口，居世界第一，达官贵人如云。这些人生活奢侈，消费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封商业的繁荣。开封的商业突破了过去市坊分离的格局，打破了经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通宵营业，随处可见店铺。大大小小的豫商抓住时机，在开封进行商战。豫商为开封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开封的大街小巷、桥津渡口到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开封的繁华，而图中的诸多人物无疑是豫商。开封经济的发达吸引了众多外商。一些犹太人也前往开封做生意，他们带来的物品主要是“西洋布”。“‘西洋布’就是棉布，中国人到14世纪才会种棉，因此‘西洋布’便是一种稀有的物品。”这些经商的犹太人在开封定居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对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这不能不说是河南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洛阳在城市布局中突破传统的桎梏，专门建立了商业区。洛阳市有三大商业区：南市、北市、西市，它们的规模很大，客商云集。南市方圆6里地，紧邻着通济渠，渠上百舸争流，来往的商船络绎不绝。进入南市的大门有12个，南市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在三市内，店铺密集，人流如织，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商业的繁华使得营业面积显得紧张，一些聪明的豫商就在店外摆摊经营。在这一时期，豫商的权利观念日益提高，他们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于是，各种行会纷纷成立，如米行、药行、香行、谷行、丝绸行、瓷器行、铁器行等。一些豫商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迎合百姓的消费需求，开设了酒肆、旅店、小吃店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洛阳在豫商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繁华，很多外商也经常到洛阳做生意，洛阳遂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随着外商的到来，基督教也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基督教徒在经商的同时也宣扬基督教义。洛阳凭借商业繁华引进了基督教，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豫商史上是个奇迹。洛阳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唐三彩。在当时的中国，丝织品的主要生产地不在南方，而在河南。河南的丝织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种类和样式繁多。河南丝织品的集散地以洛阳为中心。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商人在洛阳大量收购丝织品，而一些豫商则不失时机地把丝织品运往国外谋利。这些豫商外销丝织品的地区主要是西域及其以西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包括洛阳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
三、豫商精神的传承
自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则转移到北京。在历次战乱中，河南都是主战场，且灾害不断。所有的这一切导致了豫商的衰落，尽管有怀庆府药材商帮和巩义康百万家族的短暂辉煌。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