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式为国分忧,他告诉汉武帝自己愿意捐出一半的财产充作军费。卜式的义举在朝廷引起了轰动。匈奴战争结束后,汉武帝移民实边,所需费用由国家支付。刚刚经历过战争的西汉财政极其拮据,目睹此情,卜式再次捐款,用于移民所需。
6、注意供求关系,薄利多销。这方面以范蠡、子贡和白圭为代表。范蠡时代的商人做生意一般要赚取20%的利润,范蠡却与之相反,只要有10%的利润他就会出售商品。范蠡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薄利多销的原则。
子贡注意到了商品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供大于求,则价格下跌;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只有准确地把握供求关系,商品才可卖个好价钱。子贡经商经常采用贱买贵卖的策略。由于掌握了商品买卖的价值规律,子贡日进斗金。正是在子贡的资助下,孔子才得以周游列国。所以司马迁赞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白圭,战国洛阳人,是中国商业史上的著名人物,被后世人誉为“治生鼻祖”。白圭的经商手法非常娴熟,主要有:第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结合战国时代的生产实际,秋季,粮食丰收的时候,白圭大量收购谷物。农民卖了粮食,手中有了一定的积蓄,白圭就不失时机地向他们推销当时社会上所缺乏的丝绸和漆器等手工业制品。春季,蚕茧收获之时,白圭实时收购,并抓住春天青黄不接的有利条件,向农民出售秋季所囤积的粮食。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策略,充分体现了物以稀为贵的道理。通过此种方法,白圭获利颇丰。白圭在经商时,善于把握瞬间即逝的商机,司马迁赞誉他“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经商,贱买贵卖,但并非囤积居奇。白圭赚取的是合理利润。白圭的经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商品的供需平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白圭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具备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丰富的商海经验。白圭主要做农产品生意,在古代,农业收成的好坏与天气息息相关。因而,白圭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的历法,找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预测农业收成的方法。白圭认为:“太阴在卯,攘;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攘;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白圭依靠自己总结的提前预测市场行情的方法,在丰年时大量收购粮食,到灾害之年出售,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第三,薄利多销。白圭做生意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收入有限,价格高昂的物品他们买不起。针对农民的消费特点,白圭制订了“欲长钱,取下谷”营销策略。所谓下谷,就是农民平常吃的粮食。这类商品价格波动较小,单位利润不大。但是,民以食为天,农民对粮食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大的需求量当中蕴含着大的利润。依靠薄利多销的经营策略,白圭迅速发家致富。
二、豫商精神的发展
隋唐和北宋时期,中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长达几百年的混乱割据,重新实现了大一统。这一时期,社会稳定,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命脉,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产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水运,为南北方的商业来往提供了水上大动脉。遍布全国的驿站旅馆不但为商人提供了温馨的港湾,而且还是商业向偏远地区发展的触角。统一的货币制度为商品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中国的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城市了出现了夜市及最早的银行——柜坊,农村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草市。中国的商业跨出国门向国外发展,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大量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与中国互通有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及中外经济交流。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南的农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业已形成的豫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为国出力是豫商精神的要素之一,这条要素改变了政府对商人的偏见。唐太宗就曾经昭告天下要求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商人奖励。唐太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于经商的成见,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农业生产本身比较辛苦,再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利润丰厚,很多百姓纷纷弃农经商,投身商海,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豫商队伍。
豫商精神中的诚信经营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有个姓孙的豫商在开封经营酒店,依靠诚信打开了市场,吸引了众多回头客,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一家樊姓茶楼的老板因拾金不昧而名扬天下。福建李氏在该茶楼饮茶,把贵重物品遗忘于此。事后李氏发现时人已在外地,遂认为不可追回。几年后,李氏又到开封,碰巧又在该茶楼喝茶。在与友人的闲聊中,李氏说起了当年之时。茶楼老板听到之后,就细问了李氏丢失物品的特征,李氏一一作答。答对之后,茶楼老板就归还了李氏所遗忘的物品。茶楼老板的行为使得李氏惊叹不已,当即拿出酬金,却被老板拒绝了。老板说经商当以诚信为本。彼时的众多文献记载了豫商的诚信。《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一事:“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 2/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