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成本的分析研究_通信行业-论文网

长期以来，各大通讯设备制造商无不致力于缩短产品开发周期，已期在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例如，北电CDMA部门（后被爱立信收购并持续经营），从2001年时1.5年发布一个主要版本，发展到2006年1年发布一个主要版本，再到2009年，将主要版本分解为4个较小版本，每季度发布一个新版本。此项演进，使得北电CDMA部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爆破时期，仍然得以为北电补贴数以亿美元计的利润，并且在爱立信收购北电CDMA部门后第一年就盈利超过爱立信用于收购的投入。缩短研发周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是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四）研发中心能力成熟度

一个产品在发布后，所付的研发成本投入并不是就此终结，尤其在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研发团队往往还要负责产品发布给用户后的维护工作，同样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及设备成本。一般说来如果某产品版本开发周期是n年，则此产品从发布到生命周期终结，要持续2n年，该产品在2n年内的维护成本就和起缺陷率成正比。而某一产品的缺陷率，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开发该产品时的质量控制体系，但是即使这个体系再严密，如果其中的执行人的研发能力及对流程的执行度不成熟，这个体系也不能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例如，广东北电研发中心，2005年刚从北美北电研发中心接手基站软件开发时，虽然用的质量控制体系与北美无异，但是每千行代码缺陷率是每千行代码0.34缺陷，明显弱于北美的每千行代码0.07缺陷；经历几年的发展，还是在同一质量控制体系下，在2009年每千行代码缺陷率达到了每千行代码0.09缺陷。这充分说明了作为质量控制系统关键构成部分的人员素质的成熟，是需要时间，需要积累的，其成熟度与其运作这个质量控制体系的时间成正比。

另外，研发中心的成熟度也与其独立在开发流程中的独立程度有关。如果一个研发中心掌握了端到端的研发话语权，并且拥有相应关键技术岗位，则产品质量会比依赖于母公司提供关键技术力量的研发中心要高。

五、合资与独资投资模式成本比较

投资模式的成本模型可如下设计：

设研发成本为C，固定人力及设施开销为L，由于投资环境、税收引起的固定成本为T,开发周期为i，能力成熟度为m，则总体成本为

C=L+T+f1(i)+f2(m)

f1为开发周期长短转换成本，i越大则f1越大

f2为开发能力成熟度转换成本,m越大则f2越小。

假设外资企业在华投资R&D,影响其模式选择的因素有且只有四个：L,T,i和m。

国外独资，国内合资，国内独资，由于营商环境，人民生活水平不一，可以预期各项成本也不一致，用1~5作评价，三者之间比较如下（注：所用数字仅作同项目不同模式之比较，表示他们之间的大小关系，不反映具体真实数据）

国外研发中心的固定成本是最大的，由于起步早，人员一般较为稳定，其研发成熟度最高；

国内合资研发中心，由于有合资方，固定成本较低；但是研发周期成本会较高，这是由合资公司的性质决定的，每个研发项目经费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公司之间的结算，另外合资公司必须向股东盈利负责，必然会存在较大研发项目开销，但有本地快速反应优势；另外，由于合资公司员工福利在合资双方博弈之下，会被最小化（既外方要缩减成本，中方要盈利，必然导致合资公司员工待遇不及外部的独资公司或民营强势企业），导致人员不稳，成熟度不能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外方不投放研发链上的关键部门，即使经过长期成长，其成熟度亦不能达到独资水平；因此，合资公司成熟度成本会持续偏高。

国内独资，固定成本会比合资略有增加；开发周期成本可以达到和国外独资一个水平，并在本土市场开发中占有优势；成熟度亦会快速接近国外独资研发中心。

中国投资环境、税收成本T。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税收、环境成本普遍处于高水平，在华独资研发比在华合资研发成本要高；中国加入WTO以后，由于政策调整，在中国投资的税收、环境成本整体下降，并且外资在华无论是独资还是合资所要付出的税收、环境成本相近。对于独资来说，中国入世后，此类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引起R&D独资模式的增多以及合资R&D“独资化”的趋势；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此类成本为零。

总结如下图：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专门针对通信行业为研究背景与案例，分析跨国公司在华R&D的现有模式，跨国公司在华建立R&D的成本以及影响成本的因素。

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成本，这不是一个静态不变的选择，而是个动态的活动，根据自身、当地投资环境，政策的发展情况不同而不同。从投资总成本来看，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这片投资热土上，选择独资模式的长期总成本低于合资模式，“独资化”是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刘胜军，蒋芳，2005年：《我国加入WTO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模式》，北方经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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