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其原因则在于两国虽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但因危机带来的具体影响不同，导致社会需要与公众愿望存在差异，因而两国政府的救市方案必然以各自的社会需要和公众愿望为基础，有的放矢地予以回应和满足。当然，在差异性之外，金融危机中的各国也存在共同的需要和愿望，即信用和秩序。因此，虽则具体的措施各有不同，但各国的干预行为都围绕着重建信用机制和恢复市场信心而进行，并将最终目标定位于金融秩序的回归这一基点。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干预是一种特有的平衡与调整
资源稀缺的绝对性使得权衡与取舍成为社会常态，然而稀缺的相对性又决定了阻碍发展的最大瓶颈并非稀缺本身，而是如何实现有限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6]。市场机制固然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其固有缺陷却使这种优化配置功能存在失效的隐患，金融危机就是因市场失灵而无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极端表现。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市场显然难以继续充任资源配置的“自动调节器”这一角色，于是国家干预就充当了在有限利益资源之间进行选择、平衡与协调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人工调节器”。
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在一定角度的演化与延伸便产生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碰撞、社会公正与经济自由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处于常态时期，这种特定利益关系在一定平衡机制的作用下尚可求同存异、相安无事，但金融危机对资源稀缺的加剧破坏了这种并不牢固的平衡机制。利益资源的有限性与利益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凸显出市场机制在处理复杂的利益诉求，以实现利益最优且保证相对公平这一问题上的不足，因此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的正当行使，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社会公正与经济自由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和调整，使局部利益的满足有助于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使对经济自由的追求不致损害社会公正。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干预的路径解析
尽管历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与损失程度千差万别，但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时期，其必然会在一次侵袭后暂时退却并让位于经济复苏。国家应在金融危机的不同时期确定干预的阶段性任务和中介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把握国家干预的本来角色。
（一）遏制危机蔓延，挽救金融秩序
在传导机制的作用下，金融危机不断恶化和蔓延的风险极大，对整个经济形势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所以，此时迫切需要强有力的“有形之手”来平叛“无形之手”造成的混乱，抑制危机的恶化和蔓延，挽救处于瘫痪边缘的金融秩序。为了达到有效遏制金融危机的目的，国家在干预理念、干预手段和干预力度上可能会超出常规界限，甚至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抉择上不得不暂时背弃所信奉的某些经济理念和经济思想。
这一时期国家干预的重点在于矫正市场失灵，因这种失灵已是实然存在并造成巨大破坏，而不是停留在应然层面的威胁，这就决定了国家干预必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国家会通过较多的援引强行性规范对金融领域进行强制、直接干预，有针对性地选择或综合运用财税、货币、信贷等多种政策工具以实现特定的干预目的。这一时期国家干预的中介目标是挽救遭到破坏的金融秩序。而挽救金融秩序的关键就在于促使金融系统尽快恢复功能，实现金融体系正常运转。国家应根据金融危机的具体症状，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用以解决不同问题，但无论运用何种干预手段，都是以矫正市场失灵为基础，以使信用机制重新确立，金融秩序得到挽救。
（二）放松干预尺度，引导市场归位
这里所谓“放松”是相对于“遏制”阶段国家干预的力度之强、尺度之大而言，是相对的概念。“市场归位”有两层涵义：一是国家干预退回到经济常态时的本位，二是市场调节回归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
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应以增强市场信心为己任，这关系公众的市场预期和从事金融活动的热情，是活跃金融市场和保障金融效益的关键。因此，国家应该逐步放松干预的尺度，根据金融形势的变化采取强制和引导相结合的干预方式，并对金融危机前期各种严格的金融政策、管制措施或行政指令等进行松绑，保证金融体系循环通畅以利于金融危机创伤的愈合。国家应该确立适应金融危机中期的干预策略，逐步减轻在金融发展中的干预力量，为市场的归位铺平道路。但在放松干预尺度时应特别注意放松的时机与分寸，否则可能会造成“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灾难性后果。
此期国家干预的着力点应从矫治市场失灵转为引导金融复原，以修复金融秩序并保持其稳定作为重点。这一时期的国家干预应以其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为金融业适度创新、有序竞争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引导市场重新回归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这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所在。
（三）纠正市场偏差，预防金融失序
市场的固有缺陷和金融的活跃本性构成金融业稳健发展的最大隐患，即使其回归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仍然需要国家对市场予以必要的干预以防止出现较大偏差，避免金融秩序紊乱。经过前面两个阶段国家干预的矫治和引导，此时金融秩序重新确立，各项金融指数平稳，总体金融形势持续回暖，金融活力愈发显现，这表明复苏即将取代危机而成为金融发展的主旋律。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