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金融危机促使国家更积极地作用于市场，以国家调节弥补市场缺陷，实现二者关系的互动。国家干预在效能与功用层面上的多重作用对于金融危机有着特殊意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干预具有特定内涵，既是对一定社会需要和公众愿望的回应与满足，也是对相关利益资源和关系的平衡与调整。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不同时期，国家干预的着力点、主要任务及所采用的方式等均存在差异，但都围绕着促进金融恢复，引导市场归位这一核心目标而进行。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国家干预,市场失灵,金融秩序
脱胎于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的金融危机，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成为金融发展难以摆脱的阴影。金融危机使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愈发微妙，促使国家更积极地作用于市场，实现其与市场的互动，从而打破二者关系的僵局。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法以国家与市场关系作为其基本的分析范式[1]，为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的双重风险，在授意国家公权力干预经济的同时，又以法的庄严和威慑对其进行约束和规范，以保证国家干预的合法、有效。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海啸，时至今日余波仍在，这一特殊时期被称作“后金融危机时代”。在此特定背景下，国家干预受到各界的关注并引起反思，人们希冀在经济金融形势一片凄迷之际，国家能凭借其干预的艺术带领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淖。
一、国家干预之于金融危机的特殊意义
有着现代经济“发动机”之称的金融业，其蓬勃旺盛的生命中却深藏着金融危机这一痼疾，市场缺陷和金融脆弱决定了金融危机在一定时期内爆发的必然。金融危机爆发后，业已失序的金融体系显然已无力应对这一痼疾引发的种种问题，国家干预在效能和功用两个层面上的多重作用，决定了其对于金融危机具有特殊意义。
（一）国家干预在效能层面上之于金融危机的意义
从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所具有的挽救信用机制和重振市场信心的作用对于金融危机意义重大[2]。信用机制是虚拟经济形态下金融体系得以维系的命脉，而市场信心则左右着公众参与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并继而决定市场的活跃程度。信用机制的缺失和市场信心的缺乏会给金融危机重创下的金融形势带来雪上加霜的后果。金融危机时期，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干预行为，其实是通过注入新的信用，使陷入信任危机的信用机制得到挽救[3]。另外，国家干预所渗透出的强大、坚定的国家力量能够起到稳定公众、平复恐慌的作用，这对于稳定市场，恢复信心十分关键。
信用机制与市场信心的互动所形成的关联效应，使其成为后危机时代稳定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世界金融危机史来看，无论是400多年前荷兰郁金香投机的崩溃，还是当前次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导致金融危机可以被有效抑制却仍不断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公众的恐慌心理以及对市场的悲观预期。公众的恐慌源自于对信用机制的危机感，而悲观预期则是公众缺乏市场信心的心理表现。促使金融市场重新活跃，金融业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信用机制和市场信心。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激活信用机制，重振市场信心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为市场注入新的信用，从而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市场信心，盘活整个信用机制。
（二）国家干预在功用层面上之于金融危机的意义
从功用的角度来看，国家干预的匡正和规制作用对于金融危机具有特殊意义。匡正是金融体系失序后国家对偏离正轨的金融业进行矫正和引导，是为金融发展指向，体现出国家干预保护性的一面。具体而言，它又包括两层涵义，一曰矫治，一曰引导。矫治是国家基于一定的干预目的，以“有形之手”的确定性克服“无形之手”的盲目性，从而矫治因市场失灵引发的种种问题；引导是建立在国家作为社会最重要的主导力量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干预行为的导向作用为公众确定方向，使其在金融秩序的范畴内创新业务，有序竞争。国家干预正是通过矫治和引导作用的发挥，在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体现其对于金融发展的必要性。
规制即规范、管束、制约[4]，是在金融体系尚正常运转之时国家即以行政、法律等手段确保金融活动的界限，是为金融发展护航，凸显出国家干预预防性的一面。国家干预对于金融发展的规制，是指国家依据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金融予以规范、管束和制约的动态化过程，是国家通过合法且尊重市场规律的干预行为来维持和保障金融秩序，促进金融业稳健发展。金融活跃的特质、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逐利避险的天性，决定了单纯依靠法律和行业自律难以保障金融稳健发展，这就要求必须得由国家借助强硬的公权力对逃避规制和偏离正轨的金融活动予以规范和管束，制约其遵守法律法规，遵循行业规则。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的特定内涵
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复杂多变决定了国家干预内涵的丰富与形式的多样，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背景下的国家干预不仅内容有所差异，其具体措施也不尽相同。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干预是一种典型的回应与满足
经济法是一种回应型法[5]，贯穿经济法始终的国家干预则当然具有回应的属性，这种回应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表现得尤为典型。金融危机中的国家干预是对特定社会需要和公众迫切愿望的回应与满足，其所采取的某些干预措施并不具持续性和普遍性，而是带有明显的应急痕迹和功利色彩。
金融危机时期国家干预的指针便是社会之需和公众之愿。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纷纷救市，但具体方案却各有千秋。这场救市浪潮中虽有仿效因素，但仿效的只是“行为”，并非具体的“做法”。以美英两国为例，前者的救市计划意在增强市场流动性，而后者则旨在提高市场偿债能力。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