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20年代后期，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回国执教，教师自身素质大为提高，极大推动了国内思想的启蒙。如：南开大学“一九三○年全校教师四十一人，留学美国的三十一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其中博士十四人，硕士十四人”[[17]]119；中央大学“一九三○年时一百五十三位讲师以上的专任教师中有一百三十人曾留学国外，并且绝大多数获得了博士、硕士学位。医学院和商学院的教师全是留学出身。”[[18]]112
这样的师资情况，即使在今天的大学中也毫不逊色。由于欧美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其金融业无论从发展规模还是创新程度处于世界各国前列，金融理论自然最为发达。在欧美取得学位归国的青年学者，能够将最前沿的金融思想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传播，并结合中国实践展开研究。这使得民国时期的金融学教育和研究，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从而处于较高的层次。
三、对近代金融学教育的评论和思考
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历史意义复杂而深远。从外在形式上看，金融学教育是金融学科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论文，为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实践活动准备了基本的理论工具和制度保障；从内容本质上看，它是近代金融思想的一次连续启蒙运动，为中国由传统金融向新式金融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胡寄窗先生曾指出：“我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一直为货币问题所困扰……本世纪开始后，由于从国外，主要从日本引进一些现代货币学知识，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述才逐渐有的放矢。”[[19]]452这段话反映出中国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知识断裂。
中国的传统金融与始于西方的现代金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功能上，传统金融以经营货币兑换和存放款为主，依存与商业的发展而发展。而现代金融功能更加强大，除基本的存放款业务之外，更主要的是发挥为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调剂余缺的作用，与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形式上，传统金融以“钱庄”、“帐局”、“票号”等为组织形式，而现代金融则以“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等名目出现。
上述种种不同之处，对近代国人的冲击是十分强烈的。无论是那些经营票号、钱庄已逾百年的商人家族，还是早已习惯于和典当行、高利贷打交道的普通百姓，要接受全新的现代金融，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思想的启蒙。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以科学的方法引导人们学习和认识先进的金融制度、金融理念，逐渐摆脱传统金融思想的束缚。在此意义上，金融学教育可视为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发展的根基所在。
（二）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
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传播，不能不涉及大学中商科和经济系的培养制度；论及近代金融思想的发展，则不能不提到那些心系民生而学养至深的大师们。抗战之前的民国时期被称为中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生活安定，教授学者能够精心育人、专心治学，使得当时大学教育朝气蓬勃，学术贡献硕果累累核心期刊目录。
民国中后期，国内各所著名大学的金融学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将西方金融思想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国内，不仅培养了大批从事金融研究和实践的人才，也通过各种渠道将现代金融理念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以马寅初、杨荫溥、姚庆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金融学者，针对时局悉意研讨金融论文，著述颇丰，在介绍西方先进银行、货币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大量极具现实意义的金融政策和主张，成为当下研究民国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西方金融思想的传入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
王汎森在评论晚清留日风潮时认为：“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以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他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自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20]]163。事实上，清末民初从整个西方世界引入的金融思想，也奠定了中国金融的“基层结构”。
首先，现代金融的概念框架初步形成。以留日生为例：庞大的留日学生群体为中国经济学界带来了大量的日本造经济学术语，“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名称本身就来自日本。何廉在主持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就“大量采用给日本干事看的中文读物上、大家实际使用的、由日本人翻造的术语”[[21]]63。这些术语包括资本、投资、金融、证券等沿用至今的专业名词。从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开始，中国人逐渐接触到西方金融的整体框架，为教学研究和实践应用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知识工具。
其次，引进了大量金融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近代以前，中国并不乏对金融理论的关注，比如货币问题。但由于人们大都以传统的货币概念和思维方式来分析现实的货币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既无实际效果也无理论意义。直到西方货币理论传入中国之后情况方有所改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货币本位制”的争论中，金陵大学的路易士（A.B.Lewis）和张履鸾曾引入费雪的补偿货币（Compensated Dollar）理论作为支持；何廉等留美学者将数学、统计等方法广泛应用到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中；留法学者姚庆三更是对中国货币实证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民国时期金融学的教育与研究还有很多弊端。最大的问题是忙于“搬运”西方金融理论和实践制度而鲜于创新。当时出版的各种“银行学”、“货币学”著作，基本都是糅合国外数本相关著作而成的“二手货”，很少能够发现作者自己的理论创见。一方面，这是由民国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和国内金融学界的总体研究水平有关。据胡寄窗先生考证，抗战时期一位名叫Lin Lin的中国留美学生曾在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文批判费雪的货币数量公式，成为民国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创举[19]457。与今天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日益获得的卓越声誉相比，显然反映了时代的差距。
参考文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政策研究》阶段性成果（09CJL008）
[[①]]民国时期的金融职业教育亦相当发达，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仅讨论金融学的高等教育，金融职业教育另撰文研讨。
[[②]]据《十七年度至二十六年度专科以上学校在校生数与科别表》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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