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考探*_金融论文

与此同时，教育当局更加注重实用科学，开始着手大力调整院系结构。重点是裁撤合并文法学科，由于在不少大学中金融学和经济学分属商科和法科，这次调整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教育部先后训令北平大学“商学院应与法学院合并，改称法商学院”。[5]212东北大学“史地、政经及中文、边政两系，各隔年招生一次”[5]200。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全国大学中商科的招生人数保持了谨慎的增长。在招生规模上，商科始终位于法、文、工、理、教各科之下，发展有所限制。曾先后担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指出：“这一二年来，有一个可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学农、工、理三科的毕业生，出路较好，而政治、经济、法律等系的毕业生，则特别感到就业的困难。因此这几年来，青年升学的趋向也有所改变，投考理、工、农三科的人比较考文、法的人来得多。”[[6]]374

表1：1928年—1937年高等学校（含专科）各科在校生百分比例表：[[②]]

抗战初期，受战争及政府教育方针的影响金融论文，商科教育的规模十分有限，研究生数量缩减为零，在校人数远远低于文、法、理、工诸科。随着战局趋于稳定，国内、国际金融活动逐渐恢复，对商科人才需求也不断增多。商科教育经历了较明显的由低落到繁荣的复苏过程。从1941年开始，商科学生总数仅次于法科和工科，并恢复了研究生教育。至抗战后期，商科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规模中位居前列的学科。1936年至1945年，全国大学中商学系的数目分别为：44、45、38、40、61、65、66、61、63、65，十分符合上述总体趋势[[7]]780。

至民国中后期，各大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善，社会各界对金融的重要性也愈加了解和关注，金融教育界和学术界空前繁盛，金融学隐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朱通九所言：“国内深谋远虑之学者，遂埋头研究求造成法币金融专家至多。其中常常受社会所敬仰者，计有前辈马寅初、刘大钧、孙拯、顾季高、黄元彬、杨端六诸氏，而青年作者中常为学者所推许者，计有谷春帆、寿勉成、杨荫溥、姚庆三、侯叔彤、程绍德、赵兰坪、林维英、吴承禧、余捷琼、吴大业、王廉诸氏，上述各学者，非时有长篇著作在杂志与报章披露，即当有专著出版问世。故就经济学文献中之数量而论，以货币金融之著作最多，而专行研究此项问题之人数亦最众，换言之，研究货币金融之造就较深，而其进展之程度亦较速。”[[8]]123这样宏大的学术局面，与民国时期堪称发达的金融学教育是分不开的。

二、教会学校与海外留学对金融学教育的外部影响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金融的现代化历程是由外部因素推动的。近代以来，西方金融思想通过各种形式被引入到国内，带来了先进的金融体制、组织方式以及经营理念，并且伴随着新式金融业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地传播开来核心期刊目录。其中，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是新式金融思想的主要扩散途径。

（一）教会学校

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历来有“贵义贱利”的价值指向，尤其在教育领域内，谈论个人财富被视为“雕虫之技”甚或“奇技淫巧”，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罔论展开金融知识的教育。当十七世纪初叶现代金融制度的雏形在西方出现时，中国仍然行进在传统经济的道路上金融论文，对银行、股票、交易所等新式金融概念毫无知晓。因此，中国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发端，必然脱离不了外来因素的影响。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最早打开了西方金融思想进入中国的大门。

1864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登州文会馆，最早将阿拉伯数字引入中国，并开设“富国策”课程，成为中国新式金融学教育的先驱。进入20世纪之后，教会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统计，至1919年，完全具备本科设置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已经达到13所[[9]]6。在这些教会大学里，多数都开设有金融相关课程，并且最早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为民国的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原始的摹本。

1918年，戴乐仁（J.B.Tayler）等创建燕京大学经济学系，开始高层次的金融学教育。后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实践活动，如1928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在清河镇开设了一个农村试验站，设经济、卫生、服务、研究四股，先后开展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小本借贷等活动，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最迟在1938年上半年，迈克尔·林德赛（Michael Lindsay）已经在燕京大学开始较为系统地讲授凯恩斯的货币理论[[10]]2。

创建于1905年的圣约翰大学，完全按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条例组建，并大力推广英语教学。20世纪初叶以后，英语的商业价值日益提升，加之该校地处金融中心上海，因此圣约翰大学培养了大量的金融人才。据1926年统计：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分布情况为：在中国政府做官的有43人；在商界任职的有158人，其中经理24人，买办107人，银行界27人；在教育界任职的有72人。在商界的任职最多，占到58%以上[[11]]402，创办上海煤业银行和中国企业银行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即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此外，1922年，天主教耶稣会创建的天津津沽大学开设工商学院，1933年改称天津工商学院；其后的之江大学、沪江大学等教会大学也纷纷开设商学院或设置商科。

教会大学对于金融思想的传播，最初只是西方人士出于自身利益来华活动而产生的副产品，其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宗教和科学培养“自己的人们”，最终统治中国。随着二十世纪20年代国内“非基督教运动”的蓬勃兴起金融论文，教会学校对于爱国青年的吸引力日渐降低。更多的知识青年选择出国留学去主动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他们学成归国后投身学界或实业界，极大地推动了民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二）留学教育

1847年，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作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曾将美国1857年《国家银行法》译为汉文，使人们得以初窥美国的现代银行制度。1860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面见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为“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12]]66。这与中国近代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资政新篇》（1859年）中提到“兴银行”、“发行银纸”、“兴保人物之例”（即建立保险公司）等诸多新式金融思想十分契合，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金融发展理念。也正是在容闳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正式掀开了海外留学的序幕。

1869年11月23日，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此后，留学欧美的学生日多。其中就有翻译《国富论》的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严复。

甲午战败之后，举国震惊。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国人学习的榜样，清政府也将向日本广派留学生作为培养“新政”人才的快捷方式，鼓励赴日留学。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中国留日学生的总数超过了6万人。[[13]]3

在学习经济学和商科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了盛俊、戴霭庐、贾士毅、赵兰坪、孙拯、杨汝梅等知名金融学者，他们学成归国后专于研究和教学，为传播西方金融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兰坪为例，民国期间先后出版《资本节制论》、《中国当前之通货外汇与物价》、《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上，下册）、《经济学提要》、《经济学大纲》、《经济学》、《货币学》、《近代欧洲经济学说》、《货币与银行》、《货币学原理》、《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数十种经济、金融著作，是民国时期西方金融思想的重要传播者。其中《经济学》一书在1933年至1947年间再版25次，成为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基础教科书核心期刊目录。

值得注目的是，民国许多著名银行家都有留日的经历。在当时全国重要银行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中国、交通、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的十名代表人物中，留学日本者多达七人——张家璈、钱新之、徐寄庼、李铭、周作民、吴鼎昌、谈丹崖。其中，倡办大陆银行的谈丹崖，1908年学成回国便应张謇之聘，任南京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并按照日本大仓商业学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创办银行实践室，培养出一批银行会计人才，华资银行能够全部采用新式会计，和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对近代中国金融思想传播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策源地是美国。20世纪初金融论文，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逐渐增多。1907年，北洋大学堂派出第二班官费留美学生，十三名同学未待毕业即送往美国深造，其中就有后来的一代经济学大师马寅初。1908年，官费“清华留美生”大批赴美，与各种途径的自费生一起，数目庞大。其中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者居多。唐庆增发现：“近年来吾国青年学子，赴美习经济科者日众，良以此科范围至广，应用处最多，又为吾国近日需要学识之一。”[[14]]215潘序伦也回忆道：“那时（二十世纪20年代初），我国赴美留学生绝大多数是选学‘货币银行学’一科，因为那时银行业一时勃兴，大大小小的银行遍设于全国各大城市。而在旧中国学生存在着毕业即失业的危机，留学生选学‘银行货币’一科，不仅就业机会多，还可以谋取较高薪俸。”[[15]]20

留美的商科学生在质量和层次上明显高于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中大学毕业有经济学学士学位者很少，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一个都没有。而同期留美学生中，有80%以上是从大学和研究院毕业的[[16]]680。马寅初、李权时等人更是获得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拥有极高的理论素养。他们归国之后，很快成为国内金融学界的领袖人物，深刻地影响了民国金融思想的内容和走向。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