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导读:：金融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制度基础。清朝末年以至民国后期的新式学制沿革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平台，金融学在课程设置、学生数量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和海外留学对近代金融学教育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形成了现代金融概念的框架，引入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成为民国金融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
论文关键词：近代，金融学，教育
一种思想的发端，主要是由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物质基础所决定，并且往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然而一种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则需要更多的外在条件来支持，比如教育制度和文化环境。这些领域的支持活动，通常称之为“思想启蒙”。民国时期，社会工商诸界对于新式金融理念和人才的需要越来越旺盛，同时国内教育体制受到西方影响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各方力量促成先进的西方金融思想在全国迅速普及，进而又推动国人创办新式金融的浪潮。金融学教育、金融思想的传播以及金融业的繁荣，共同演绎了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启蒙运动”。
这次“金融思想启蒙”自清末开始，贯穿民国始终。以今天的视角看去，这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可能远未结束：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现代金融的过程中，仍然走着一条不断借鉴西方金融思想的道路，无论普通百姓还是金融从业人员都比较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任重而道远。以史为鉴，探寻百年前金融思想产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将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思想扩散（包括演进和传播）需要必要的制度基础，教育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本文拟从金融学教育的内外部制度环境着手研讨证实：民国时期金融学教育得到充分发展金融论文，开设金融专业的的大学和金融专科学校由无到有，由少到多，与来自教会学校和留学教育的外界影响相互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金融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成为中国金融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础性因素。
一、近代金融学教育的内部制度沿革
（一）从“壬寅学制”到“癸卯学制”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壬寅学制”，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颁布规定的完整学制，共分五类：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根据这一学制[[1]]551，大学分为七科：政治科、文学科，格致科、农业科、工艺科、商务科、医术科。其中的商务科分为六目：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这是中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其中的簿记学，已经涉及到银行帐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还规定：大学堂预备科分政艺两科，习政科者卒业后升入政治、文学、商务分科，政科的第12门课程为理财学。大学堂的仕学馆第一学年到第三学年都要学习《理财学》。每年的《理财学》内容不同，第一年为通论，第二年为国税、公产、理财学史，第三年则是银行、保险、统计学核心期刊目录。《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对政科和仕学馆也作了与大学堂政科同样规定。商务科专门教育和《理财学》课程教育的规定，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规上已经初步确立了金融学教育的地位。
1904年初，清政府又颁布经张之洞等人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其中《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将大学分为八科，即在原“壬寅学制”七科之外增设“经学科”。同时，将各科之下的“目”改为“门”，相当于现在的“系”。“癸卯学制”首次突出了金融学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首先，在学科分级上，商科大学分三门：（一）银行及保险学门；（二）贸易及贩运学门；（三）关税学门。这意味着金融学几乎获得了一级学科的地位，成为商科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而在“壬寅学制”中，商科六目仅有“簿记学”涉及到金融学知识，金融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
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金融学课程更加普及。除商科大学外，政法科大学政治学门必须学习全国人民财用学（日本名为理财学或经济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5门经济学课程，占政治学主课15门中的三分之一[1]585。政法科大学法律门也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全国人民财用学和国家财政学。农科大学农学门同样要学习两门经济学课程：理财学和国家财政学。甚至连中学堂都设有理财一科，《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中学堂第十科为法制及理财，内容为：“当就法制及理财所关之事宜，教以国民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据现在之法律制度讲明其大概，及国家财政、民间财用之要略。”[1]511
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都是在清末政权摇摇欲坠的环境下匆忙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的应时之举。由于最根本的社会制度没有改变金融论文，教育体制的革新更多地是起到了形式上的启蒙作用，而无法发挥实效。
到清政府灭亡时止，中国人创办的近代大学仅有四所，而且分科大学直到1910年才正式招生。据统计[[2]]33，辛亥革命之前全国（不含归国留学生）仅有法科毕业生25名，工科毕业生54名，理科毕业生9名，无商科毕业生。在这种条件下，高等金融学教育是无从谈起的。但是，近代学制的改变，毕竟为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新的环境，各所学校开始了商科和理财学教育，经济学著作增多起来。到民国成立之前，“有关西方经济学的书出了不下70种，其中原理性书有48种，财政金融书18种，经济学说史4种。”[[3]]666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由各学校组织或教员编译的。
（二）民国金融学教育的曲折发展
民国成立伊始，教育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1912年9月，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之后又相继公布了《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和《大学规程令》。[[4]]114该学制对“大学”的概念作了严格限定，能称大学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甲、文理两科并设；乙、文科兼法商两科；丙、理科兼医农工任意一科。与此同时，规定特设具有高等教育性质，可同大学平行而程度略低的专门学校，分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十种。这样，“大学”与“专门学校”相区别开来，由此正式形成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之分[[①]]。
“壬子学制”中，商科仍然是高等教育的重点学科，分为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税关仓库学、交通学六门。从学科设置看，商科专业比清末多了三门，保险学从银行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独一门，这不仅意味着保险学本身的发展，也反映了民国初年保险业的兴盛以及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壬子学制”中的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三门，将“经济学”归入法科而非商科金融论文，表明当时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存在一定的断裂现象。商科偏重实践，经济学偏重理论，在学术空间上并没有形成合理的研究链条。当然，在具体课程设置上，经济门也会教授银行、保险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因此，民国的高等金融教育主要是由大学中的商科和经济科提供的。
民国初期，新学制为金融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同时由于民族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社会急需各类经济、金融专才。教育界应时而动，加快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建设进程。1917年秋，南京高等师范设立商业专修科；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研究所成立，马寅初任主任，每月由教育部拨款500元，主要职责为审定经济学译名；1921年夏，马寅初与东南大学（原南高师）校长郭秉文创办当时国内第一所商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前身）核心期刊目录。
在这一时期，国内高等教育蓬勃发展，除上述公立学校之外，教会学校和私立院校也纷纷开设商科或经济科。1917年，当时仍属私立的复旦大学设立商科，由蔡竞平主持，后来由著名金融学者李权时任学长，商科在校生人数经常处于全校之冠；与之齐名的私立南开大学，于1926年延聘留美经济学家何廉担任该校商学院院长，并创办了著名的经济研究所。此外，朝阳大学创办于1912年，设法律、经济两科；1920年成立的中法大学设有经济系；1923年，大同大学先后开设文、理、商、工四个学院。
在教育规模上，1918年，教育部曾公布全国经济学专门教育的情况：北京大学4个班94人，北京私立中国大学1个班19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1个班28人，北京、奉天、吉林等地的法政专门学校也设有经济科。[4]176以上数据不包括商科情况，仅从经济学的发展规模来看，已经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私立学校的开设，最初资金来源是由金融界提供的。例如金融论文，在大夏大学（成立于1926年）开办的前几年，校董会增聘了上海金融界的一批大亨如虞洽卿、钱新之、张公权、徐新六等人为理事。每当学校经费有困难时，总能向银行借到款。向一家银行贷款时，常有另一家经理互作偿还保人。比如，向交通银行借的，由中国银行担保；向中国银行借的，则由交通银行担保。通过这种方式，学界与金融界建立了十分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大学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还可为商科毕业生的实习和就业提供合作平台；另一方面，金融界通过赞助教育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并取得优秀的人才资源。
1/3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