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产业内贸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_直接投资

进口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表面上看，SITC778产业内贸易指数的下降也是由于分类太细造成的，但是绝大多数的防盗或防火报警器及类似装置中均会用到蓄电池和电容器，中韩SITC778这组商品的贸易很可能是一种加工贸易的形式，从韩国进口蓄电池和电容器等关键的中间产品，在中国组装成成品后返销韩国中国学术期刊网。

假设三：在不断的产业转移和传递过程中，中韩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这些活动无疑增加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相互流动规模。因此，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也可能成为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

三、中韩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以工业制成品为例

1、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笔者根据影响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因素和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实际情况，选取以下变量进行实证检验。

y：SITC（第三版）分类下5——8类商品中前三位数相同商品的GL指数加权得到的1992——2006年的中韩IIT指数。

x₁：代表中韩人均GNI（人均国民收入）之差[⑤]。人均GNI是人均GDP与人均国外净要素收入之和，其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人均购买力。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x₂：代表中韩研发水平差距，即用（韩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100。经济体有大有小，仅仅看研发的经费支出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一国的研发水平，国际上通常是用研发费用占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源自中国科技部在线数据库。

x₃：代表实际利用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源自1993年——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x₄：代表中国大中型企业个数。该变量用来衡量中国规模经济的状况。数据源自1993年——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x₅：表示对中韩产业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以虚拟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本文中特指亚洲金融危机，根据前文的分析，该变量仅在1998年设为1，其他年份均设为0。

根据以上的5个解释变量，建立一个回归模型：

2、实证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对1992年——2006年中韩数据在上述模型中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从回归结果显示的统计指标来看，调整后的R²为0.861，拟合优度较为理想。同时，所有变量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检验。DW值也较为合适，残差项存在自相关可能性较小[⑥]。

从各解释变量的系数来看，对中韩产业内贸易影响力最大的是两国人均GNI之差，该差值扩大1%会使产业内贸易指数减少1.319%。一个国家的需求层次是由该国的收入水平决定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一个代表性的需求水平。代表性需求水平表明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这种收入水平的代表性消费品是各国消费品产业发展的主导。因为企业生产的产品只有符合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产品才有广阔的市场，生产才容易达到规模经济直接投资，生产成本才能降低。但即便在一个国家内部，收入分配也不是完全平等的，2007年韩国的人均收入突破了2万美元，中国只有2000多美元，然而韩国也有非主流消费的低收入人群，中国也有非主流消费的高收入人群。因此，一国专门生产某一代表性需求层次上的产品，就意味着它不能满足非主流消费人群对同类产品的需求。中韩垂直型的产业内贸易，即韩国进口中国廉价的商品，中国进口韩国高档次的同类商品，正好解决了两国生产者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和满足非主流消费人群需求的矛盾。当两国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则“有效的”非主流消费人群的范围会大大地缩小[⑦]，由此导致产业内贸易大大减少。

从中韩两国研发水平与产业内贸易的关系来看，中韩研发投入差距缩小1%，两国产业内贸易指数提高1.318%。理论上来说，两国的研发水平越接近，产业内贸易应该越发达。但中韩贸易却表现出：两国研发水平差距越大，产业内贸易指数却越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中国自主研发产品的增加会对从韩国进口的中、高技术产品形成“替代”造成的。中韩产业内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处于技术周期中创新或技术扩散阶段的商品，价格较高。而中国对韩国出口的“同类”商品多处于技术停滞阶段，该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已经由最开始的“科技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逆转为“劳动密集型”，价格也比较便宜。在中韩中、高科技商品的贸易中，韩国一直处于顺差的地位中国学术期刊网。中国研发投入的相对增加，意味着中国处于“创新”阶段的产品会增加，这会削弱韩国在这些产品上的优势，使该类产品的贸易接近平衡，进而增加产业内贸易指数。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国际贸易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与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韩国对中国投资的增加会促进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贸易理论界素有“投资与国际贸易替代说”和“投资与国际贸易互补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替代说”认为，由于受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一国的对外贸易常常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对外投资可以有效地避开贸易壁垒，成为对外贸易的替代物。事实上，在本文研究的这段时期内，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并非是以进军中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20世纪90年代，韩国为了避免对欧美等国家的贸易顺差过大所带来的摩擦，且由于韩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迅速上升直接投资，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韩国将其夕阳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但目标市场仍然是韩国国内及欧美等国。因此，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并不会起到替代贸易的作用。 而“互补说”认为，直接投资不单是资本的流动，还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知识的总体转移，因此可以发挥扩大、创造和促进对外贸易的作用。然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多偏向独资，中小型项目多，大项目少，多为劳动密集型项目，因而很少在中国进行产品的研发工作，其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都是依靠从韩国进口。且由于中国在加入WTO前对外商投资有贸易平衡的要求，因此，那些从韩国国内进口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的外汇必须通过相应产品的出口才能获得。这样一来，韩国对中国的投资确实是起到了促进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作用[⑧]，但中国在其中的角色不过是一个加工组装的“工厂”。加工贸易的形式掩盖了中韩部分产业内贸易的本质。

企业的规模对中韩的产业内贸易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仅就中国而言，大中型企业的个数增加1%会使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增加0.9%。克鲁格曼（1979）在建立的克鲁格曼模型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便是垄断竞争企业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扩大市场增加消费人口来扩大生产获得规模经济。他描述的是产业内贸易对企业获得规模经济的作用，事实上，具有规模经济的大中型企业对产业内贸易的反作用也是很强的。此外，国际贸易并不是决定一国企业整体规模的唯一途径，一些人为的政策因素如提高某行业的进入门槛也会影响一国企业的规模。

从x₅的回归系数可见，平稳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对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论

中韩农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还较低，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多为垂直型的。中韩两国国民的收入水平、研发水平、直接投资形式、企业的规模及外部经济大环境都是影响中韩两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李俊江、范硕：《中韩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其对策研究》，《亚太经济》，2008年第1期
[2]邵玲、谢建国：《中欧制成品产业内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4期
[3]佟家栋、刘钧霆：《中国与日韩制造业贸易调整成本的经验研究——基于边际产业内贸易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4]Greenaway David and Milner Chris,“Country-SpecificFactors and the Pattern of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in the UK”,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Vol.13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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